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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 三　严复与韦伯的同时代性 　　晚清新知识人所想的，与德意志帝国晚期知识人所想的相当接近：昔日帝国如何可能重新强盛。晚清政府送严复去英国学习铁甲技艺，严复却想从英国政制的理念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中找出改变国家体质的「集体能力」，甲午战败显然是严复译书的现实政治动力。 　　在中国历史上，华夏帝国被一个草莽民族搞得支离破碎、甚至干脆被「殖民」统治的事，岂止一两回？为甚么甲午战败后，严复特别感到顺不过气？因为如今的入侵民族不是草莽，铁甲舰背后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政治制度。若非如此，即便中国再被殖民一次，不过再走一回华夏道统政制驯化入侵民族的老路。严复透过铁甲技艺看到了支撑国家强盛的现代政治制度乃至背后的价值理念，引介这些政体理想，让中华帝国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取得权力位势，一介书生责无旁贷。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指责中国的政治家和政治文化缺乏「民德」：「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民德」不再是儒教传统的礼法，而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因为其自身而得到推崇，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强国体能力。可是，德意志、日本和俄国都不是靠法治国家政体来开发国民体力，俾斯麦道路尤其具有典范意义，因为，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处境与中国更为相似，既有内部不和、又有东（俄国）西（英、法）强势国家的压力，像儒家政治习语常说的「内忧外患」。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所谓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普遍服从的政治权威，依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来建构民族国家，很可能要落空。 　　严复与韦伯是同时代人。同时代的含义并非仅指，韦伯活在德意志晚期帝国、严复活在中华晚期帝国，都倾慕英式政治，而且也都没有料到偌大的帝国忽然之间崩溃，又都经历了民国宪政的开张。毋宁说：他们都面临着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政治价值与祖国应该强盛不可兼得的两难。 　　固然，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严复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韦伯自认为资产阶级政治意志的承负者，自觉认同以清教伦理为质量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他来说，这一信念是实存性的，而非实用性的。韦伯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伦理」和「文化」性格及其相应的法治国家政治原则，只是偶然地与英国的强权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从这种「唯一的不可再现的因素配合」（西欧特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远洋扩张、自然科学以及特殊的基督教观念）中，不可能找出追随英美法获得国际政治权力的一般规律。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这样的法治国成为国际上的强势国家，不过是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缘，不是德国可以模仿或遵循的先例。韦伯置身严复羡慕的俾斯麦政制，出于与严复同样的关怀，韦伯赞美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尽管内心深处看不起只认强权、不懂得责任信念和民族的世界文化使命的政治家。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讲」中，韦伯提出了另一种「民德」的必要和迫切性： 世界强权的地位使国家不断面临「权力政治」的重大决策，从而使其国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而这类政治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这里却只有当外敌入侵这种「非常」情况下才会让人感受到。我们德国今后是否能成为世界强权的关键或许端在于，在事关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政治决策是否能够使我们更自觉地意识到「权力」这一重大政治因素的全部重要性。我们必须明白：国家的统一本是一个民族最好在其青年时代所达成，但在我们德国则是在民族的晚年才完成；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完全不值得了。 　　韦伯非常担心德国的「政治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充斥于历来德国国会内的种种高论」会断送俾斯麦已经奠立的强权国家的基础。欣慕英国式的政治制度安排，认同自由主义的价值信念，但不能忘记政治就是政治。韦伯所谓的政治首先是德国民族的世界文化使命：「只有无权力抱负的民族土壤能够繁荣较本质的个人价值，而且是永恒的个人价值」。处于黑格尔、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之后的思想视野中的韦伯同样深信：传统的政治价值的衰落已经无可挽回，接受新自然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选择。在韦伯身上，民族国家的强权诉求与自由主义伦理的矛盾便比严复更为内在、更为复杂。 　　辛亥革命后，本来赞同立宪议会政制的严复，变得日益担忧议会政制无法建立政治权威。中国的现代化强国梦的实现需要专制政体强有力的秩序：「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跂乎？」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作为国家理由的正当性基础，可能导致国家权威的瓦解。「今日政治唯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宁愿支持袁世凯的君主专政：「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