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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 　　激进民主理论强调政治社群的重要性，而这往往被自由主义者所否认或忽视。尽管不少多元论自由主义者同意应该把权利平等扩展到以前被排斥的团体，但他们认为在公民权利的保障下这种“进步的包容”是一个自然的、顺畅的过程。马歇尔（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的著名论文《公民与社会阶级》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其问题在于他们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已被保障的既存权利正是建立在对其它种类权利的排斥或压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权利平等的扩展就必须首先对既存的权利概念进行“解构”，这必然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而不可能平坦顺畅地自然演进。实际上，自由平等的价值正是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也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才能将已被认可的权利扩展到先前被排斥的群体（如奴隶、女性及有色人种），也才能实现对新的合理权利（如同性恋）的承认。由于被现存的权力关系所蒙蔽，一些自由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也就避而不谈政治社群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社群论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应当予以重视。 　　在另一方面，墨菲也告诫我们，社群论者对自由主义的拒绝中包含着潜在的危险。政治自由主义对现代民主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包括对多元性和个人自由的维护、国家与教会的分离、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区别、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等等。如果“重返公民共和传统”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的这些贡献，无视现代民主的创新之处，就有退回到“前现代”政治观的危险。墨菲强调“恢复积极参与性的公民理念不应该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６］在这个方面，社群论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表现出危险的保守倾向。 　　激进民主方案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民主，因此必须尊重多元性以及个人自由这些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是保障这些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康德派的自由主义，如罗尔斯的政治理论，明确地将个人权利置于公益之上，认为正义原则必须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利益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尊重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利益观念的多元共存，从而使正义原则可以为所有的公民接受。墨菲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萨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ｎｄｅｌ）及某些社群论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他们强调权利绝不可置于公益之上，向往那种以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一个“实质性公益”（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ｏｏｄ）的观念所组成的社群。在墨菲看来，这样的社群是与现代民主相抵触的。她指出，自从民主革命割断了权力与皇室或超验实体的关联，任何特定的权力合法性都不再具有终极的保证，“实质性公益的缺失”也就成为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因此，她同意罗尔斯所说的，“如果政治社群意味着以确信某个普遍的教条而联合起来的政治社会，那我们就必须放弃对政治社群的希望。”［７］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南斯拉夫左翼理论家兹泽克（ｓｌａｖｏｊｚｉｚｅｋ）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这个问题。他在这本文集中的论文运用拉康（ｌａｃａｎ）派的心理分析理论来观照东欧“八九年革命”后的政治发展，指出了追求“有机性社群”的危险性，这种追求将“多重梦想”简约为一个整体目标，正在助长权威性的民族主义的兴起［８］。墨菲相信，“现代民主的政治社群不能围绕着某个单一的、实质性公益观念来组织”［９］，因此应该接受罗尔斯的权利优先原则，这对现代民主是至关重要的。 　　（三）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此突现出来：如何可能将公民理解为政治社群的积极参与者，而同时又与现代民主对个人自由和多元性的维护相兼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兼容是不可能的，因为积极政治参与的诉求在根本上与现代的自由观念相抵触。现代的个人自由只能以“消极的方式”来理解，即“免于”的自由（ｆｒｅｅｆｒｏｍ）或“强制的缺失”。在这个问题上，伯林（ｉｓａｉａｈｂｅｒｌｉｎ）著名的“两种自由观”的论点经常被用来拒斥任何恢复公民共和思想的企图。然而，这一流行见解受到了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金纳（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的挑战。 　　斯金纳在他所写的一章中深入探讨了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参与”的悖论［１０］。他指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陷入了那个陈腐的假定，认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方式是将社会责任的要求降至最低，所以罗尔斯自由优先的正义理论是与积极政治参与的观念相对立的。而斯金纳认为这种对立未必成立。他在古典共和思想、特别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中，发现了一种理解自由的方式：自由被界定为“障碍缺失”的消极自由（因而也就是现代的自由）却同时包容了政治参与，因为只有在一个人们积极参政的“自由国家”（ｆｒｅｅｓｔａｔｅ）里做一个公民，个人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证。它揭示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通向个人自由的唯一途径是参与公共事务。”［１１］斯金纳的研究表明，古典共和的公民观与现代民主没有绝对必然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