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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历史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数字与历史 根据黄仁宇先生“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产生的看法，“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 1 ］受过西方训练的黄先生早年专攻经济史和社会史，对数字情有独钟应该可以得到我们“了解的同情”。数字在历史上是否重要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大约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黄先生的一家之言，许多人未必就会欣然接受。但数字与历史的关系不可小视，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即使不接受黄先生观点的学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对“数目字”的重视程度的确不能与近代西方比。这不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供“统计”或“计算”的史料并不很多。首先是纸上留下的数字本身就不多，其次是纸上留下的许多数字未必即是当时的全貌，而统计则只能在既存数字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其涵盖广度和说服力便有点问题。再进而言之，我们历史上留下来不多不全的数字中，很多又并不那么可靠。何炳棣先生最近在其《中国历代土地数字实考》［ 2 ］中，不但论证了历代耕地面积数字均不甚可靠，就是所谓“打量画图”及“清丈”等，也都未必出自实测。他更断言：“六百年来最为传统及当代史家称道的明初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 　　何先生观点的要害在于，如果他的论证成立，六百年来许多“传统及当代史家”的研究成果都面临一个重新评估的问题。故他的结论是否能迅速为广大学人接受，还需拭目以待。但何先生的研究至少说明，在史学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都必须分外小心：不仅需要将各既存数字先行考核，而且对许多经“统计”得出的结果最好都再找找旁证。 　　或者因为西方文化历来比中国文化更重视数字，“统计史学”一类的学科在西方才有比较发达的数字基础。西人及一些受西方训练的华裔学人，也每希望将此西学的长处运用到中国研究之上。近年思想史的研究颇多借助社会史的方法和成果，数目字也渐多出现在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显然产生出许多新见，无疑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本身。但有时这些新见也不无疑问，特别是与数字发生关系的时候。 　　张灏先生曾提出近代中国实际存在心态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卓越见解。的确，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实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我个人就受益于此看法甚多。但张先生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 19 世纪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 3 ］似乎就受数字的影响稍过。 　　其实，至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更重要的勿宁说是这些人及其树立的榜样所造成的影响的广度。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有些估计过低。自太平天国以还，从曾国藩到张之洞这些“在位的学者官员”，何人不受西方影响？又何人不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上有所好，下必趋附。结果是“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黄远庸语）官场如此，学界亦然。到 20 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没有 19 世纪的尊西趋新大潮， 20 世纪初断不可能达此境界。 　　同样，以融汇社会史与学术史为一体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艾尔曼（ BenjaminA.Elman ），也曾通过人数的统计，断言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从事考据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他所谓的“江南学术共同体”，他们“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 4 ］虽然艾尔曼先生强调了这个群体“影响巨大”，但他把“参与者”人数的“不多”与“非参与者”人数的“多”一对比，就奏出大大降低其影响的弦外之音。综观全书，艾尔曼先生界定的“参与者”只是高段位的有成就者，许多成就不那么大或成就不小而未得到当时社会足够的承认、以及更多的实际参与而谈不上成就的人，都不在他的计算之中。他尤其未就江南地区及更广阔的江南以外地区的“非参与者”做社会史的重建工作，这些人的“多”基本是由前者的“不多”反推出来的。 　　退而言之，假定艾尔曼先生做了更广泛的社会史重建工作，而结果仍支持他的结论，这一以数字为证看上去颇“科学”的论断其实还是值得推敲。借用艾尔曼先生视为思想资源的傅柯（ MichelFoucault ）的词汇，少数掌握“话语权势”的精英人物正可代表时代思潮的走向。直到民国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