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研究.docVIP

“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研究 明代永乐、宣德之后，“台阁体”形成，朝野书法处于既狂热又单一的时期。至成化、弘治年间，人们的审美意识才有所改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草书热。且这些草书家们带有很强的叛逆意识，对明代“台阁体”书法产生强烈冲击，“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书法也随之产生。 一 “南安体”是指张弼草书。张弼（1425-1487），字汝弼，号东海，华亭人。成化进士，官至南安知府，故称“张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张故为名邦。”[1]张弼为官廉正，为人重气节，极有声誉。其公务之余雅爱诗书，不务家产，双袖清风，有“神仙太守”之称，朝廷官员及社会名流，多愿交之。 张弼以狂草名世，王鏊《震泽集》赞曰：“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坠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2]李濂《松渚集》谓其：“草书天趣逸发，论者推为一代冠冕。”[3]李东阳《送张君汝弼知南安诗序》更是大加赞叹：称其“尤雄于草书，乞其门者，踵接无虚日，卷轴填委，声名遍天下。”[4]张鼐先《进旧闻》还载其逸事：“东海张先生守南安时，各郡收兵议赏，武夫悍卒乃唯愿得侯墨妙，而过客亦往往罢诛求焉。岁以笔札佐郡费类此。”[5]其草书名动朝野，与此可见一斑。且以书法作品充当了不少郡用经费，这在书法史上也属罕见。 关于张弼草书的渊源，其友李东阳《刘户部所藏张汝弼草书诗》记曰：“自言早学宋昌裔，晚向怀素逃形踪。”[6]成化离明初不远，故学习宋广（昌裔）书法易见真迹。又因宋书源于怀素，张弼便寻根溯源“取法乎上”应属事实。若将张弼草与宋广比，显然笔法变化丰富，结体多取横势，带有一定的章草隶意。章法错落跌宕，似乎亦受张旭、宋克影响。 张弼草书多乘兴应酬之作，给人以乱头粗服缺少精致之感，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程敏政《程篁墩集》载：“曩予问东海索书，辄谢曰：‘侍偶然有得意者，当举以为赠，不敢取应酬者塞命也。’然竟不获其所谓得意者，恒以置憾。”当好友才子学士程敏政向张弼索书时，其不想敷衍了事，想认真创作满意作品赠之，但直到逝世也未能如愿。可见他对一往的创作并不满意，还还没有达到其所追求的境地。李东阳记张弼艺事自评曰：“‘书不如诗，诗不如文。’又云：‘大字胜小字。’予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7] 张弼自评文一诗二书三自有道理，世人爱好与艺术家的追求产生距离不足为奇。而所谓“大字胜小字”却有“英雄欺人”之谈，因其腕力不足在大字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如其《草书唐诗轴》（图一）笔力纤弱，难以让人称道。 正德后吴中书家崛起，张弼书名几被湮没，且对他的批评也逐渐增多。祝允明《书述》谓其：“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名走海内，而知音叹骇。”[8]杨慎《墨池琐录》云：“张东海名曰能草书，每草书，凿字以意自撰，左右缠绕如镇宅符篆。文徵明尝笑之云：‘《草字集韵》尚未经目，何得为名书耶？’”[9]显然皆对张弼晚年的草书过分狂放不满。故其邑人董其昌《容台集》云：“东海在当时以气节重，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自是吴中书家辈出，声价少减。然行狎书尤佳，今见之者少耳。”董氏认为张弼行书水平在草书之上，他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确定张弼的历史位置。历史的看，张弼草书的出现，其意义不只是体现在书法水平上，在打破“台阁体”束缚倡导个性书风方面功绩尤著，故今人傅申说：“张弼出现后，草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张弼一反他家乡松江盛行的风格，他主要写狂草，倾向于去除章草的成分。他的作品完全背离宋克、陈璧、沈度、沈粲等人所代表的元末明初阶段的传统。张弼的书法标志着一种新倾向的开始，到祝允明时达到顶峰。”[10]所论颇具慧眼。 在张弼草书的影响下，一个善草书的群体沿波而起。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有张天骏者，亦华亭人，以书直内阁，至工（礼）部尚书。用‘南安体’，更变轻弱。”[11]王氏在此明确地提出了“南安体”，并举出追随者的代表张骏。张骏（？—1509），字天骏，号南山，景泰举人，因工书选为中书舍人，直文华殿书办。正德时为太监刘瑾所用，以抄录功由光禄寺卿升为礼部尚书，也因此沾有阉党之污。《续书史会要》谓其书：“宗怀素，得其龙蛇战斗之势，论者病其伤于雕琢，又似婢学夫人，故居于张东海之下。”[12]世人将其与张弼合称“二张”，张骏草书较之张弼更加懦弱狂怪，瞩其《自书诗册》（图二）便会一目了然。“南安体”的代表书家还有萧显 1431-1506 ，字文明，山海卫人，成化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善草书，李东阳谓其“为书尤沉著顿挫，自成一家，卷轴遍天下，传至外国。后来者，殆鲜及云”。[13]其曾作草书寄陈献章，陈氏作诗三首以记之，其一曰：“草圣留情累十春，熙熙穆穆果何人。如今到处张东海，除是谭生解识真。”[14]陈献章认为萧氏的草书境界很高，是得张弼草书真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