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然”与“当然”之理如何获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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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与“当然”之理如何获得

“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如何获得? 在朱熹的许多言论中,经常用“所以然”与“所当然”来表述事实与价值的基本概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蒙培元先生在《“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蒙培元文集》)[1]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使人充分认识了朱熹对待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的态度。 如蒙先生所言,“所以然”讲的是事实,是陈述句,是客观的,而“所当然”讲的是价值,是祈使句或命令句,是主观的,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其“理”均为一理,“理一”而“分殊”。朱熹之“理”内涵是十分庞杂的,蒙先生用“理性”、“本体”、“规律”、“法则”、“原理”、“秩序”、“观念或理念”等来表述,对朱熹关于“理”的解释和用法,如“所以然者”、“所当然者”、“自然之理”、“生生之理”、“性理”、“使之然者”、“道理”等,又作了一些论述,使人对“理”有了深刻的了解。受蒙先生学术讲座的启发①,本人想着重就“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如何获得,对程朱理学有关认识思想与方法作一番梳理,以求就正于方家。 一、“即物而穷其理” 儒家思想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把如何格物致知放在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最为首要的位置,将其确定为完成“大学”之宗旨和目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起点。《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章句》)[2]对于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伊川亦云:“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伊川先生语三》第17卷)[3]又说:“格物者,适道之始。”(《伊川先生语十一》第25卷)[3]然而何谓致知?何谓格物?朱熹谓:“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注》)[2]又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亲)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所止矣。意诚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同上),可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那么,如何格物致知,即具体如何进行其所谓的“物格而后知至”呢?长期以来,不同的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为此而争讼不已。仅在儒家内部,就出现《中庸》学派与《易传》学派各自彰显着不同的致思向度。思孟学派多本诸《中庸》,荀卿学派多本诸《易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章句》)[2]认为“性”与“道”都是内在于人的,“率性”而为无不合于“道”,由此他们主张“反身而诚”(《孟子章句·尽心章句上》)[2],即在人自身中寻找格物致知的内在依据,就可以达到“物格知至”的目的。孟子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章句·告子章句上》)[2]所谓“求其放心”就是主张着眼于自身。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章句·尽心章句上》)[2],每个人只要将其固有的“良知”(同上)、“良能”(同上)发掘、扩充,就可以获得人们所需要的学问和知识。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思致,不仅后来陆九渊的“就心上理会”(《象山语录》第2卷)[4]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阳明传习录》第1卷)[4]均滥觞于此,且程朱等人的“格物穷理”(《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也同样以此为学的。与思孟学派主张相异的荀卿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5]既肯定人先天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又表明客观事物的道理可以成为认识的对象,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才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与日俱增,他说:“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5]又说:“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荀子·大略》)[5]同时,他还认为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就能逐步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专门知识的人,即“圣人”,他说:“涂之百姓,积善全尽,谓之圣人。”(《荀子·性恶》)[5] 有趣的是,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虽然贬抑荀子,把他与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相比类,但在认识思想方面则时时与荀子有着一致的地方,比如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章句·注》)[2] 同荀子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一样,朱熹既肯定了“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也表明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同荀子认为“涂之百姓,积善全尽,谓之圣人”一样,朱熹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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