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然”与“当然”之理如何获得.doc

“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如何获得？ 在朱熹的许多言论中，经常用“所以然”与“所当然”来表述事实与价值的基本概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蒙培元先生在《“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蒙培元文集》）[1]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使人充分认识了朱熹对待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的态度。 如蒙先生所言，“所以然”讲的是事实，是陈述句，是客观的，而“所当然”讲的是价值，是祈使句或命令句，是主观的，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其“理”均为一理，“理一”而“分殊”。朱熹之“理”内涵是十分庞杂的，蒙先生用“理性”、“本体”、“规律”、“法则”、“原理”、“秩序”、“观念或理念”等来表述，对朱熹关于“理”的解释和用法，如“所以然者”、“所当然者”、“自然之理”、“生生之理”、“性理”、“使之然者”、“道理”等，又作了一些论述，使人对“理”有了深刻的了解。受蒙先生学术讲座的启发①，本人想着重就“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如何获得，对程朱理学有关认识思想与方法作一番梳理，以求就正于方家。 一、“即物而穷其理” 儒家思想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把如何格物致知放在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最为首要的位置，将其确定为完成“大学”之宗旨和目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起点。《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章句》）[2]对于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伊川亦云：“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伊川先生语三》第17卷）[3]又说：“格物者，适道之始。”（《伊川先生语十一》第25卷）[3]然而何谓致知？何谓格物？朱熹谓：“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注》）[2]又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亲）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所止矣。意诚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同上），可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那么，如何格物致知，即具体如何进行其所谓的“物格而后知至”呢？长期以来，不同的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为此而争讼不已。仅在儒家内部，就出现《中庸》学派与《易传》学派各自彰显着不同的致思向度。思孟学派多本诸《中庸》，荀卿学派多本诸《易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章句》）[2]认为“性”与“道”都是内在于人的，“率性”而为无不合于“道”，由此他们主张“反身而诚”（《孟子章句·尽心章句上》）[2]，即在人自身中寻找格物致知的内在依据，就可以达到“物格知至”的目的。孟子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章句·告子章句上》）[2]所谓“求其放心”就是主张着眼于自身。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章句·尽心章句上》）[2]，每个人只要将其固有的“良知”（同上）、“良能”（同上）发掘、扩充，就可以获得人们所需要的学问和知识。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思致，不仅后来陆九渊的“就心上理会”（《象山语录》第2卷）[4]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阳明传习录》第1卷）[4]均滥觞于此，且程朱等人的“格物穷理”（《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也同样以此为学的。与思孟学派主张相异的荀卿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5]既肯定人先天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又表明客观事物的道理可以成为认识的对象，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才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与日俱增，他说：“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5]又说：“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荀子·大略》）[5]同时，他还认为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就能逐步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专门知识的人，即“圣人”，他说：“涂之百姓，积善全尽，谓之圣人。”（《荀子·性恶》）[5] 有趣的是，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虽然贬抑荀子，把他与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相比类，但在认识思想方面则时时与荀子有着一致的地方，比如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章句·注》）[2] 同荀子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一样，朱熹既肯定了“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也表明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同荀子认为“涂之百姓，积善全尽，谓之圣人”一样，朱熹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