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学运动.docx

“法律与文学”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并于80年代臻于全盛的法学 流派。该流派凭借犀利的后现代主义锋芒在美国法学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新颖 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模式可谓领尽一时风骚。而在中国，在“法律与文学”这一外来思 潮“本土化”的过程中，又邂逅了社会学视角和语境论进路的伟大契机。于是，该流 派便在成功完成华丽蜕变之后，转型为中国版的“法律与文学”。“一个民族的生活创 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一个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爱 得深沉的法学家，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努力创造西方理论框架与中 国传统文化内核相融合的伟大契机。中国版“法律与文学”的意义即在于，通过法律 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来重新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学文本，通过文本阐释和价值开发使 隐含其中的法制形态在民族体内部重新鲜活起来，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文化符号供世 人凭吊。 《孔雀东南飞》中有诗句“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而陆游的《钗 头凤》中有诗句“东风恶，欢情薄、“桃花落，闲池阁，唐婉的《钗头风》中亦有诗 句“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联系诗词创作的背景来看，二者的“雷同” 绝非“巧合”。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语境中，东风即春风，而“花落花开自有时，总 赖东君主(宋·严蕊《t-算子》)，即古人认为花木的繁茂与凋零是由东风主宰的。所 以，东风往往喻指一种像四季轮回一样取决于上天，人力无法改变的强有力的控制。 在《孔雀东南飞》和《钗头凤》的语境中，这种强有力的主宰，指的正是在中国传统 宗法社会中，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即在封建父权社会中，子女的婚姻权是由家长 掌握的。 《孔雀东南飞》中的这种暗喻在序中可以找到佐证，即“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 氏为仲卿母所遣”。在诗中亦有多处印证。第一，从刘兰芝即“妇的角度讲，如“妾 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这里，“妇”要被遣归不取决 于丈夫，而是要“白公姥”。当然，“公姥”即指“舅姑’’，但在诗中是偏意复指，因为 在焦仲卿家只有“姑，所以“姑即该封建家庭中父权的代表。第二，从焦仲卿即“子 的角度讲，如“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可见，如果“姑决定让“子”离婚，“子’’ 即使不愿意也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从“姑的角度讲，如当焦仲卿为刘兰芝“求情’’ 时，“姑”是这样回答的，“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 并且“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钗头风》 的暗喻，则要联系全词的背景来论证。陆游与前妻唐婉的事迹在后人的著作中有多处 记载，如宋代陈鹄《耆旧续闻》载：“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载：“陆务观初娶唐氏，……，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 41苏力：《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页。 17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 伦之变也。《历代诗馀》载：“陆放翁娶妇，琴瑟甚和，而不当母夫人意，遂至解缡。’’ 可见，尽管陆游与唐婉郎情妾意、琴瑟和谐，但因为“姑”的不满意，于是在“姑” 的逼迫下，陆游不得不休掉了唐婉，并在母亲的安排下另娶王氏为妻。综上，正如《礼 记·内则》中所言：“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日：‘是善事我。’ 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5．2特定法制语境下主人公的选择 在《孔雀东南飞》和《钗头凤》的语境中，从子和妇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以怎 样的态度来回应作为父权代表”的“姑”对他们婚姻的控制的呢?在《孔雀东南飞》中， 当母亲逼迫焦仲卿休掉刘兰芝时，是“府吏长跪告：‘伏维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 不复娶!’’’此处焦仲卿的动作是“长跪告”，语气是“伏维启阿母。而当母亲“会不 相从许’’时，“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面对妻子时，是“哽咽不能语”。当刘兰芝 被丈夫奉母命遣归时，还要在“鸡鸣外欲曙时，“起严妆之后“上堂拜阿母。因 为IlL记·檀弓》有云：“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另外，“依《内则》所述，妇事舅 姑如事父母，鸡初鸣，服一定之衣，佩一定之物，以适舅姑之所。42当“阿母怒不止 时”，刘兰芝还要恭谨地讲：“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一对恩爱夫妻在遭遇作为父 权代表的“姑”的拆散时，还是选择了顺从，只有私下结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 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然后就只有“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了。同样， 在《钗头凤》的历史语境中，陆游即使再不忍心休掉唐婉，但最终还是选择顺从母命， 自己却落得“一怀愁绪，几年离索。而唐婉也只能“春PulH，人空瘦，泪痕红泡鲛绡 透”，在“人成各之后，“病魂常似秋千索’’了。可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主人公的言行都是在理智的支配下做出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