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治的一个核心话题.docVIP

?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话题，也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三十余年前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全会上石破天惊地强调，“如果广东是一个国家……很快可以发展起来”，最终争取了特区的建立。而这样一次调整，也带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政府间政治关系的再调整。如今，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非三十年前可比，随着新一届政府的上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新政府众多的施政举措中，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上海建立自贸区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能否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别是这一改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改革、发展动力？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先生。 一个自贸区是不够的 《同舟共进》：您觉得上海自贸区的推出，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有什么意义？能否带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再调整？ 郑永年：我觉得上海自贸区还是经济改革路径，虽也涉及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间的关系，但核心还是围绕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升级版的“中国经济”。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往前改，逐步就感到改革改不动了。要做更全面的体制改革没那么容易，每一种体制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集团。体制改革很难的话，只能变相突破，才有了后来广东建特区的办法。目前上海建立自贸区，其实也是继续这种办法。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美国正在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也有自己的构想，谁有发言权，谁就有经济主导力。对中国而言，要搞一个TPP恐怕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不过在自己的国家搞一个，还是可以的。但从目前上海自贸区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吸引力还远远不够。方向和思路已经有了，虽然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但压力在那里，挑战在那里，所以你必须去做。 《同舟共进》：那么这里有没有通过再调整政府间关系推动改革的意思？您觉得继续单兵推进，以期改革突破的办法是否还能生效？ 郑永年：政府间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要牵扯到为什么不在深圳、不在广东建立自由贸易区呢，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都可以。福建平潭、浙江舟山也在申请。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就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关了。如果我们把上海整体看作一个利益集团的话，上海这个利益集团整体上还要比广东强大一些。另一方面，可能也考虑到港澳的利益。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等待第二波自由贸易区，我个人觉得有条件的都应该积极争取。首先，上海自贸区太小了，中国那么大，太小的一块自由贸易区不足以挑战旧体制的痼疾，不足以提供重大的创新。如果能把广东的前海、横琴、南沙，福建的平潭，浙江的舟山都发展建立自贸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实可以把这些区域整合起来。我觉得目前还是缺乏整体感和顶层设计，做着做着，自贸区就可能变成上海的一个地方项目。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建立特区的时候，主导者是习仲勋、任仲夷这些非常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但目前弄着弄着就容易变成地方领导人主持的地方GDP项目。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1980年代，特区改革突破很快，但到了1990年代就比较一般了。为什么呢，因为特区已完全成为一个地方项目了。所以迈出第一步很重要，但是这一步要有效。我认为需要把各个有潜力的地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做一个地方项目。如果不能提高到这样一种层次，想从地方突破，然后带动全局变化，是很难很难的。 特区的“新”不能湮没在“旧”中 《同舟共进》：这一次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简称。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编者注）出来，各界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失望。上海方面说自贸区的重点不是贸易，而是制度创新，所以不会因袭其他地方的经验，而会积极推动制度改革，您觉得目前自贸区有这个动向吗？ 郑永年：制度创新当然是一个重点，也是每个特区都希望做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做下去。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主，其实放在几十年前也一样，特区刚建立的时候，也是讲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是要改革整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就需要让老的体制和新的体制接轨，可结果很容易导致新体制向老体制接轨。所以怎么让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的改革被其他地方接受，自贸区提出建立一套可复制的制度，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舟共进》：从国际经验看，自贸区是否步子小了？ 郑永年：显然小了。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对上海自贸区抱有太多的期望。任何改动，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跳出来反对。温州不是搞了金融改革吗？也没看到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变化。其实温州的民间金融基础非常好，远比上海好，资金也充足。但看看温州金融改革的现状，上海能做得比温州好吗？现在公布的“负面清单”，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下一步应该胆子更大一点，能推上去的尽量推上去。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