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佛教歌辞看宋诗歌创作思想的转变.docVIP

从敦煌佛教歌辞看唐宋诗歌创作思想的转变---王志鹏 2009年11月07日 佛教在线 点击：次 我国古代文化，向来以唐宋并称。唐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焕发着勃勃生机，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风貌，激动着人们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这种豪迈昂扬的意气又经过诗歌艺术加以突出渲染，有唐一代之诗歌遂成为我国千百年来艺术个性鲜明生动之骄傲。宋代文化繁荣，承前启后，以独特的气质与唐代诗歌后先辉映。宋诗异帜独张，喜欢学习杜甫、韩愈，偏重于议论、说理，“求新求异”，也多有创造。正如钱钟书所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唐宋两代的诗歌呈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特性和面貌。 需要注意的是，敦煌佛教歌辞与唐宋间诗歌的主理尚意的文学思想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一般把宋代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归于的科举策试制度，认为宋文以及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散文化、议论化特点，同宋代考试内容密切相关[2]。而敦煌佛教歌辞作品的创作时间主要是在中晚唐五代时期，也即由唐而宋的过渡阶段，在时间上也跟唐宋时代相连接。作为佛教文学，敦煌佛教歌辞注重广取博收，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语言质朴浅切，明白晓畅，音乐性强，在唐五代时期影响很大。同时，敦煌佛教歌辞的创作主旨十分明确，旨在宣扬佛教思想观念。这样，从敦煌佛教歌辞来看，宗教宣传的特征十分突出，创作思想方面具有鲜明的主理尚意的特点，加之在表现手法上为了警顽醒众，注重反复譬释，铺排渲染。这与尚神韵重意境的唐代诗风迥然有别，但与宋诗重理趣，多有意为诗的文学思想相接近。其中当也潜含着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完全归之为历史的巧合。而且，敦煌佛教歌辞在唐代文学思想向宋代文学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有着多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些问题迄今都尚未有人论及，故在此略作申论。 一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尚书·尧典》最早明确提出“诗言志”的诗歌理论思想，经过后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大体主要有重社会功利教化的“诗道说”和重艺术意境创造的“缘情说”两种文学创作倾向。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某种程度的偏重，而这两种创作观念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 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诗道说”，其中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儒家思想之道，有时还包括有原道、宗经或征圣之意，内容侧重于社会道德教化。“诗道说”重视诗歌“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功用，要求诗歌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体现“美刺”精神。“缘情说”则注重对诗歌特有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本质进行发掘。因诗歌内容重在对诗人心中艺术情境的塑造，故有的研究者也称之为“诗境说”[3]。唐人十分重视诗歌“取境”，常常以境论诗，并以此作为评判诗歌艺术质量高下的标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署名王昌龄的《诗格》、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等。 从唐代诗歌发展过程来看，重功利的诗歌思想虽有其成就，但它得以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而缘情说却占有更多的时间。[4]纵观唐代文学思想，可以说“缘情”是整个唐代诗歌的主流，比较倾向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唐人诗歌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和简练传神的艺术技巧，注重表现高情逸韵，抒发个人情怀，体现出重艺术、重抒情的文学思想，这也是我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重视诗歌的审美情趣，追求味外味，象外象的诗歌理论主张，这些都是重视艺术创造的明证。但在同时，唐人也有一些诗歌在内容上强调道德教化，并且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为唐诗向宋诗的转化作了一定的准备。 唐诗向宋诗转化比较明显的标志之一便是“以文为诗”，也即诗歌中开始出现的散文化和议论化倾向。这种倾向早可以上溯到盛唐时代。唐代开元、天宝间，在诗人叙事、写实的诗歌中，就已出现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以文为诗”有导源于杜甫之说。胡光炜《杜甫北征小笺》云：“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蓠，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后来诗人如元和中韩退之，如宋代庆历以来‘宋诗’作者之欧、王诸家以至‘江西诗派’，到近世如所谓‘同光体’，其特征大要皆以散文入诗，其风气几无不导源于杜，亦可云自《北征》一篇开端。[5]”杜甫注意广泛学习前人的诗歌艺术技巧，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6]”诗人不仅学习《诗经》、屈原、宋玉，他的诗歌也深受汉乐府民歌和六朝诗歌的影响，推崇陶渊明、谢灵运、谢朓，对曹植、刘桢、沈约、何逊、阴铿、江淹，特别是对鲍照和庾信，也多所学习和推许，同时对当代诗人如“四杰”、陈子昂、沈佺期、宋之文、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元结等，都有所称扬，表现出“不薄今人爱古人”阔大气魄和“转益多师是吾师”学习态度，因此杜甫的诗歌成就具有“集大成者”的性质，在诗歌艺术和内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