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运用农户数据的回归分解　.docVIP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运用农户数据的回归分解 围绕中国农村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Wan，2001）。他们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后果，并且如果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恶化，将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2003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次重大会议体现了对农村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政府也将收入分配问题排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 Shorrocks（1980、1982、1984）和Bourguignon（1979）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构架Shorrocks＆Wan，2005）。例如Kanbur＆Zhang（1999）发现，中国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70％～78％是由组间因素（城镇和乡村）决定的，其余部分由组内因素决定。这种分解并没有告诉人们哪些是这两组因素中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基本的因素。而且，这一分析可能产生虚假结果。例如，分析性别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夸大了性别的作用。妇女如果在进入劳动力市场 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要求知道所有收入来源的完备信息，要求用要素收入的总和来表示全体收入。除了难以得到所需的数据外，这种处理方法也不能起到用来量化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收入由教育、经历和其他个人或家庭的属性来决定。这些基本决定因素影响全部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投资利润和转移收入。把全部收入不平等分解成与每个基本决定因素相关的组成部分，这将是有意义且有用的。然而，这种方法会导致把整个收入不平等仅仅归结于收入来源而非基本决定因素。 在描述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方面，目前的研究应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但这些研究只是系统性分析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初步尝试。回归分解方法之所以新颖，是由于它允许根据任一种不平等度量标准来排列这些决定因素。而且，本文使用了家庭水平数据，以补充基于总量数据文献的不足。 在第二部分，本文就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和数据来源做一个简短的讨论；第三部分描述回归分解技术和收入函数；随后的第四部分对分解结果和政策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为结束语。 二、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和数据来源 收入不平等可以从不同的总体水平来考察。从全国来看，省或地区（有时候为有代表性的县）经常被看作分析的对象。这是很多关于中国农村收入不等的研究基础。从总体看，人们发现收入差距很大。例如2002年，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224元，与此同时，贵州农村仅为1490元。如表1(略)所示，相对发达的东部农村收入普遍较高，中部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大多位于全国平均水平附近，而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都位于中国西部。 1985年，最高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最低的3.2倍。2002年，这一比率扩大到4.3倍。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增长。 2(略)记录了2002年9个村庄之间的农户人均收入的分配情况。表2(略)的最后一行反映了云南省村庄1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是同省村庄2的12倍。在湖北，村庄3中的65％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000元，而村庄2仅有17％。广东的村庄也明显存在收入差距。后面的分析表明，村庄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总体不平等的40％。在农户水平上，差异甚至更大。在云南，2002年，村庄2占55％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低于500元，而广东村庄1中超过80％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0元，如此大的农户间收入差异表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惊人程度。 中国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引起相当多人的关注。其中，大多数文献只提供了简单的描述但没有时间序列，他们中很多人使用代表变量，例如农业产出（例如Howes＆Hussain，1994）、地区收入（例如Tsui，1991），甚至粮食产量（例如Lyons，1991），而不是个人收入。这些代表变量在中国可能不能充分代表生活水平（魏后凯等，1997）。Tsui（1991），Knight＆Song（1993），Chen＆Fleisher（1996）认识到了这些不足，明确呼吁使用人均收入数据来分析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本文将使用家庭水平调查数据计算各种收入不平等指标并分解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简称“农研中心”）收集的数据。农研中心的调查始于1986年，调查覆盖的所有家庭都要记录收入、费用和其他信息。农研中心观察点收集、审查、处理和报告信息。这些年，农研中心的调查方法在不断改进，1986～1990年调查的口径是相同的（有312个变量），而1993年调查则扩大了（有394个变量），并且在1995年更进一步扩大（有439个变量）。为确保变量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本项研究使用1995～2002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