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集体企业兴衰与“改制”的深层思考　.docVIP

关于农村集体企业兴衰与“改制”的深层思考 1985年前后形成了迅猛发展之势，至1996年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在达到顶点前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急转直下，遭遇到难以为继的困境，为摆脱困境，获得新生，自1995年冬开始至1998年底，历时三年，完成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1当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地区”完成所有制的改革之后，乡镇集体企业及其称谓似乎也就成为了历史。于是，从理论到实践都给我们留下来许多值得思考与分析的问题，认真科学地总结乡镇企业的兴衰历史对于我们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大有裨益。 选择发展集体企业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在很多时候由于对某个人的崇拜甚至神化，将发展集体企业说成是个人的选择，实际上发展乡村集体企业决不是哪个人的个人选择。乡村集体企业承继了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资产承继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以及把握支配着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乡村干部群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集体企业的村落大都比较贫困，很少有能够兴办私营企业的富裕户，即使办一个小的作坊也需要几户甚至十几户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在村镇集体企业兴起之前，生产小队集体所有的工副业生产小作坊就是农民赚取零用钱的主要依托。20世纪80年代初期，废除了人民公 第二，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村，面对的是强大的城乡二元结构，既要参与城乡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还要参与来自同处农村的乡镇企业间的激烈甚至是恶性的竞争。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被废除的只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农业管理，在与农民的生存发展关系更为密切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村干部拥有了更大的决策和管理权。普通的农民尽管已经进入村办企业，但是与以往相比作为单纯的劳动力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变。普通的农民并未真正走出农村，他们是依靠村干部和企业领导者的双脚间接地走进外部世界的。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中极其强大的城市，作为弱势 第三，乡村集体企业起步时，城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处于举步维艰的胶着状态，产业结构的解体与重构，组织结构的重组以及普遍开展的以减员增效等举措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社会的振荡与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减少振荡缓解混乱，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或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国营大中企业普遍将一些工艺质量水平要求不高或即将淘汰暂时尚有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便救活濒临倒闭的企业或是转嫁企业改革的成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集体企业是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城市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乡镇集体企业还要千方百计通过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等社会资本的运作来克服既存制度的种种限制，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投资、投技术、投人才以及产品生产或来料加工。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农民的生活也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各种经济往来过程中农村集体企业吃亏上当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第四，绝大多数集体企业的发展始终高度地依附于各级政府及掌握部分权力的干部，除了政治上的支持政策上的倾斜之外，政府对待私营个体经济政策的几度变化也影响制约了集体企业的发展。在集体企业的兴衰史上，与私营个体经济的关系几乎呈“此进彼退”之势。集体企业发展推进较快的时期往往正是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个体经济的对策犹豫不定，私营个体经济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期。在1987年之前，各级政府对待私营个体经济的态度基本是不提倡、不宣传、不支持、不取缔，任其发展，自生自灭。在1989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C村老书记的一段话中曲折地反映出来“‘十四大’时我还觉得有点指望，想着振兴集体企业。到了‘十五大’我就觉着集体企业完了。”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转变问题，将以往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经济体制，但是，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一方面延续了对私营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关系与剥削被剥 (二)导致集体企业衰落及干群关系紧张的若干问题 第一，行政村界的日趋封闭禁锢了集体企业的发展。突破行政村界的束缚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打开经济壁垒，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理想状态。可是，实践中大多数类似C村的“明星村”都在有意识地加固村界，这种加固村界的作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第二，“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是“明星村”走向村庄割据的手段及产物。“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设立，把“三合一”这种早期发挥过低管理成本、高决策效率的管理形式推向极端，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在行使行政权与自治权时，往往倚赖自身的强制资源压制剥夺农民的自治权力及其理应拥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从而在根本上弱化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作用，使其成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的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