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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 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 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 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