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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瞻前顾后则顾此失彼 　　一本书的出版，需要从作者到编辑到校对，每个人都具有瞻前顾后的品质，以保证作品内容在准确性基础上的一致性;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你不能前后自相矛盾，自造混乱。对于一本成品书来说，由于自相矛盾而产生的错漏，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大多仅仅由于疏忽而造成，与知识的多寡、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貌似关系甚微。 　　我在另一篇讨论 《湖南书院史稿》 （邓洪波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版，该书扉页上标明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可见其重要性） 编校质量的短文《〈湖南书院史稿〉“玉潭书院”条指错》 （附后）中，列举过因校对疏忽造成两个人名错误的例子，而事实上，该书在其他章节里曾提及过那两个名字，并且是写对了的。粗略翻看该书，发现作者、编辑和校对似乎都缺少一种瞻前顾后的品质，对同一“事物”往往给出两种不同解释或答案，导致顾此失彼的错漏频繁出现。该书按朝代先后分别制作了唐、宋、元、明、清湖南书院一览表，要点完备，一目了然。如果你只读这些表格，你会觉得，作者确实很细致，将与书院相关的各种细节都标识得明明白白;如果你只读书中书院名录及其简介，你也会觉得，作者资料工作相当到位，每个条目都是一个书院的生平小传，详略得当。但若是你同时将两个部分对照来读，便会发现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让人生出巨大疑惑：这是两个不同作者的研究成果吗？如果是，他们合作一本书时相互不沟通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同一个作者怎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自相矛盾？同一本书中，既前后自我否定，又前后相互纠正;同一事物，两种不同解说，结果是任何外行都知道至少必有一错 （两个都错也有可能，但两个都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 　　上述这种情形的确是非常罕见的。大致可以推断，六份一览表或许是请他人搜集资料并制作，而作者统稿时未能详细订正。本文主要罗列出该书前后矛盾的内容，所附正误判断仅供参考。 　　一， 时间：莫衷一是。 　　在确定书院创建或重建年代时，常常出现一两年的时间错位，原因不明。P4记录攸县光石山书院创建时间为“天宝十三年 （754）前”，且P6明确结论为“书院建于天宝十三年前……则可肯定”;但P462却记为“唐天宝十四年 （755）前建”。P273记录宁乡玉潭书院重建时间为“乾隆二十年（1755）”，P441则记为“乾隆十九年 （1754），邑绅邓竹林等捐资重建于东门沩水边”。P274记录湘乡东皋书院建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而P459则记为“康熙二十二年 （1683） 知县……建书院”。P278记录武冈鳌山书院重建时间为“乾隆十二年（1747）”，P481则记为“乾隆十一年 （1746），知州童式广重建”。P280记录沅江县琼湖书院创建时间为“乾隆四十三年 （1778）”，P498则记为“乾隆四十五年 （1780），知县方廷机建”。P280记录澧州澧阳书院重建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 （1789）”，P500则记为“乾隆五十二年 （1787）”。P284记录龙山县白岩书院创建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P526则记为“嘉庆二十年 （1815），知县朱沛霖建”。P286记录永绥厅绥阳书院创建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 （1757）”，P315亦作“乾隆二十二年”;P538则记为“乾隆二十一年 （1756），同知张天如建”。P287记录衡阳县莲湖书院备注称“乾隆四十四年更名莲湖”，P546则记为“乾隆四十二年……易名莲湖”。P297记录嘉禾县鳌峰书院创建时间为“同治十二年 （1873）”，P604则记为“同治十一年 （1872）李实斋建”。 　　朝代农历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时，往往出现错误。P271记录长沙校经书院重建时间为“道光十一年 （1841）”，P431则记为“道光十一年（1831）”，前者有误。P271记录长沙孝廉书院创建时间为“光绪九年 （1883）”，P433则记为“清光绪九年 （1884）”，后者有误。P274记录攸县玉兰书院创建时间为“顺治十六年 （1658）”，P463则记为“顺治十六年 （1659）”，前者有误。P280记录澧州澧阳书院重建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P821又作“乾隆五十四年 （1787）”，后者有误。P281记录安福县九辨书院创建时间为“咸丰四年 （1855）”，P507则记为“清咸丰四年（1854）”，前者有误。P291记录道州玉城书院创建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 （1758）”，P570则记为“乾隆二十三年 （1767）”，后者有误，显然是作者把乾隆三十二年对应的公元年份1767误抄过来了。 　　或许由于所见史料记载有异，“各自表述”的矛盾时有出现。P67记录靖州鹤山书院创建时间为笼统的“宝庆年间”，而P529则记为具体的“魏了翁宝庆二年 （1226） 创建”。P68记录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