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松花江上》，想张寒晖叔叔.docVIP

唱《松花江上》，想张寒晖叔叔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流浪，流浪！” 　　多少个“九一八”了，人们没有忘记张寒晖。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5年，家父阎志霄在陕西省民教馆做事，36岁的共产党员张寒晖，被同在省民教馆工作的刘尚达（张寒晖北平艺专戏剧系同学，解放后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二次邀回西安，在西安二中任教，进行救亡宣传活动。 　　张寒晖常上我家做客，他不胖不瘦，不高不低，眼镜里透出的目光既斯文又谦和，喜欢逗小孩玩，我和哥哥叫他“张叔叔”，他却纠正说：“我是你们的大朋友！” 　　一天中午，父亲和张寒晖出门有事，让哥哥跟我也去。张叔叔一路领着我俩，边走边教我们念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字一句地讲解诗意，极为耐心，表情丰富。 　　西安有史以来第一个正规的话剧组织“西京实验剧团”成立，父亲阎志霄和张寒晖都是发起人，张寒晖任导演，刘尚达任团长。接着，又组建了其后有着相当影响的大型剧团“西京铁血剧团”，父亲阎志霄任团长，张寒晖任导演。在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我们曾经观看过两个剧团合演的独幕剧《不识字的母亲》（张饰母亲）、《一片爱国心》（张饰日本妇女）等。接着，“西京铁血剧团”冲破当局武力禁演，假易俗社舞台如期上演多幕话剧《黑地狱》。 　　这时的西安，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塞满了大街小巷，他们仰天哀嚎：“什么时候才能赶走日本强盗？”“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故乡、见我的爹娘？”……沉浸在阵阵哀鸣中的张寒晖唏嘘不已。他义愤填膺，寝食不安，饱含着泪花，一口气创作出悲愤欲绝的《松花江上》。《松花江上》走出校门，一阵风似的飞向东北难民堆和东北军的军营，千千万万流亡者的哀鸣和怒吼响遏行云，凄婉不忍卒声。张寒晖四处奔波，忙于教唱，《松花江上》后来被国民党当局当作禁唱歌曲。 　　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剿共”，请愿的学生高唱《松花江上》劝谏张学良抗日。张学良闻听此曲，激动不已，含泪而去。随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捉蒋，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之余，途经新城的“讲武堂”，亲自指挥民众高扬悲歌，说：“一支《松花江上》，叫人伤心断肠。” 　　“西安事变”那天，人心慌慌，我正在南大街文献巷家门口吃甑糕，邻居一名国民党官员大惊失色，藏到顶棚上不敢下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寒晖同几位友好来到我家，一进房门，就把我抱了抱，喜不自禁地问：“娃呀，我给你教歌！会唱《松花江上》吗？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下来，压低噪门吟唱起来。哥哥和着他唱，一气儿将全曲大声唱完。 　　“西安事变”前夕，《松花江上》已经秘密传唱开来，哥哥的音乐课教过《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和《松花江上》，但老师光踏风琴教歌，不介绍歌儿的名字，也不知道词曲作者是谁（是不是为怕暴露地下党的身份？）张叔叔亲昵地拍了拍哥哥的小脑门连声夸奖道：“唱得好！唱得准！” 　　叔叔们走后，父亲说：“刚唱的歌子，就是人人爱唱的《松花江上》，你张叔叔自己编的！”“西安事变”前的一天，在“易俗社”露天剧场的“怡情见志轩”聚会，开会商讨曹禺《雷雨》的排演问题，当场推举张寒晖担任导演。正要散场时，张寒晖说：诸位留步。最近，我谱了个歌子，想让诸位听听，提个看法。接着，他低声唱了这支新歌，也就是流亡离家的《松花江上》。父亲说，这支歌非常感人，在座的人眼睛都湿了。 　　《雷雨》上演，大街小巷贴满海报。母亲领着我们哥弟俩到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观看首场演出，我很不耐烦，连声抱怨“不热闹！不热闹！” 　　父亲还介绍说，《松花江上》是张叔叔在西安二中教书时写成的。他除了上课改作业外，没黑没明的，心思全用到写歌儿上。可是他小小的屋里，只有睡的、坐的和爬的，什么乐器都没有。他不识谱，自己唱，别人记。问他的歌为什么一听就想家、一唱就想哭？他说：我是学家乡婆婆娘们哭男人、哭儿女、哭坟呢！人越伤心越想报仇。 　　张寒晖给我哥俩教唱《松花江上》不多日子，参加了东北军，任东北军抗日学生军政治部宣传科游艺股股长兼“一二?一二剧团”团长。学兵队编入政治宣传队，将《松花江上》传遍东北军各军各师，歌声飞向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直到苏美的广播电台。 　　张寒晖1941年8月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戏剧委员会委员等职，继续不断地深入群众进行创作，《军民大生产》等许多歌曲广为流传。 　　关于张寒晖的死因，其说不一，一般说法是由于操劳过度、健康恶化。但知情者透露说，延安“抢救”运动中挨整，不能不说也是加快他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松花江上》被诬为“散布悲观情绪”、“为敌人作宣传”的“汉奸”“坏歌”。1946年3月11日张寒晖肺水肿恶化逝世，终年46岁，长眠于宝塔山之南的窑背上。文化大革命中，《松花江上》又被列为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