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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古典与先锋派的转向 　　[摘要]格非是较早意识到应该从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中汲取资源的先锋作家，他尝试以自己的研究来诠释西方现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并将其研究心得直接投射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一文本序列，显示他尝试融合两种叙事资源的努力。格非的文本实践在为当代小说回归传统，利用传统提供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先锋派转型的困境和问题所在。 　　在格非的创作历程中，主动贴近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虽然迟至2004年才出版，但是他意识到先锋文学、现代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清醒地反思却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格非描述了20世纪小说创作中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消长与融合，他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经历了它空前繁荣的全盛期以后，今天正面临新的蜕变的可能，一方面，由于它古老的美学理想在读者心中积淀的审美情趣的永久魅力，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今的文坛上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创作原则（如流水时序，全知角度的叙述、戏剧化的情节结构等）已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扬弃。本世纪初崛起的以新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革新了小说的叙事方式，但时至今日，现代主义小说所暴露的弊端（如晦涩艰深，难以卒读，对小说传统的破坏导致的读者的陌生感，等等）也已日益明显”，而两者的融合在纪德、海明威、博尔赫斯的创作中已初现端倪，成为“当代小说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格非对这种文学现象的概括虽然针对的是西方小说，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状态。面对当代小说的先锋实验越来越疏离读者，作为一位清醒的理论家和自觉的文体革新者，格非尝试从古典小说中汲取资源。他借助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并将其研究心得直接投射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文本《人面桃花》《山河如梦》《春尽江南》与文学研究《塞壬的歌声》《文学的邀约》《雪隐鹭鸶》构成了某种互文性，呈现出格非“回归古典”的思考路径。 　　一 　　格非深谙叙事学理论，借助叙事学理论对叙事作品中诸多叙事元素的分析，格非得以进入古典小说的内部构成，总结其规律和特点，并将之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在以《人面桃花》为代表的“江南三部曲”中，读者不难从类似于“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撑开来。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伞骨毕露，再合上，抖一抖，就只剩下伞骨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提起箱子，倒退着走了出去，就像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轻轻地带上门。两扇门都合上了”这样的表述中，读出古典小说依时间顺序密集铺排人物动作，刻画人物、推进情节的方式；也不难从“凤凰冰花”“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阴影”或“凡是让你揪心的事，在你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这类带着些神秘色彩的器物或预言中体会到古典小说的宿命感。事实上，“江南三部曲”尤其是《人面桃花》，对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汲取几乎成为评论界的共识，而评论家们也不遗余力地分别从题材选择、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精神意蕴等方面论证格非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甚至具体到讨论《红楼梦》等古典章回名著对“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影响。张清华更将格非视为“一种现象、象征和标记，即，新文学以来隐匿许久的中国叙事，在历经了更复杂的西向学步之后，出现了‘魂兮归来’的迹象”，他认为格非“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几近中断的‘中国故事’――从观念、结构、写法、语言乃至美感神韵上，在很多微妙的方方面面。在他的手上，一种久远的气脉正在悄然恢复”。 　　不过，也偶有研究者对格非向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回归表示质疑，认为《人面桃花》这样的作品“不是古典文学在新小说中的再生与胜利，而是现代主义小说以更加中国化的面目出现”。其实，这样的质疑也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我们将“江南三部曲”与苏童较早改变先锋姿态，回归传统的《妻妾成群》（1989）和王安忆晚近以细密的写实笔法来展现中国传统技艺和文人趣味的《天香》（2011）相对照，便会清晰地感觉到《妻妾成群》和《天香》在叙事层面远比“江南三部曲”更靠近古典。 　　仔细阅读《人面桃花》获奖时的授奖词和相关的评论文章，我们便会发现评论界在重点强调格非小说向古典小说叙事传统靠近的同时也不忘提及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只是两者的分量不同。比如“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比如“《人面桃花》摄取了先锋的精华之气和现代小说的坚实内功，并执着于中国小说叙事的史传、笔记小说与诗论传统的结合，去发掘小说语词的潜能和力量”；等等。显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