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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伤中前行 　　摘 要：在德拉布尔的新作《红王妃》中，作者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形象似曾相识的创伤经历，通过红王妃的幽灵言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由创伤织就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示了古今东西方各色人物相似而又各具特点的创伤人生。 　　关键词：德拉布尔 《红王妃》 创伤 书写 　　2004年，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英国当代女作家德拉布尔创作了《红王妃》，这是“一部风格别样的小说”①。作品中后现代主义创作元素的使用使得整部小说无论是在叙述手法、主题探讨还是人物塑造上，较前期作品有了突破性的转变。因而，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分为古代篇、现代篇和后现代篇，分别刻画了18世纪朝鲜的献敬王后（即红王妃）、思悼王子、当代英国女学者芭芭拉，及其他相关人物的人生经历。在这幅跨时空、跨文化、跨民族的缀满创伤的凄美画卷中，德拉布尔实现了创伤的多维度、立体式的书写。 　　一、历史，创伤的展演 　　在德拉布尔这部“风格别样”的“跨文化的悲喜剧”中，小说男女主人公陷入了各种生存困境，承受了来自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创伤打击，有的在创伤中挣扎沉沦，自暴自弃；而有的在创伤中抗争前行。正如凯西?卡鲁思所说，“历史，就像创伤，从不只是属于一个人的……准确地说，历史是指我们生活在彼此的创伤之中”。创伤如同红王妃驱之不散的魂灵，飘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见证世人的磨难、挣扎和希望。 　　德拉布尔通过红王妃对历史的记忆，描绘了其长达八十多年的创伤人生。恰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值得谈论、值得珍存的记忆，是创伤记忆”。红王妃出身官宦世家，生活原应安逸富贵，但父母过高的期望使得童年在她的记忆里“一直是在焦虑、紧张和恐惧的阴影下度过的”。红王妃的魂灵回忆过往时说：“我留意到，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父母把情感方面的压力转嫁到子女头上已成了普遍现象，而我认为，做父母的不应该对孩子期望过度，让他们承担太多压力。”心理学家指出，除了对身体上施加的暴力虐待，情感忽视和心灵虐待也是未成年孩童日后形成创伤体验和记忆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来源。家，作为成员情感联结的纽带，是人类最安全，身心最放松，最可信任与依赖的精神栖息地和爱的载体，然而东方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以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孝顺为主基调的伦理观念，使得家变成了孩子心中难以言说的苦痛。父母的争吵给红王妃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印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和父母亲一样厌食，并开始脱发。在个体心灵成长的关键时期，若父母亲或其他监护人员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孩子的精神体验和情感需求，那就意味着剥夺了个体形成主观认同的基础，若用“镜像”的理论进行分析描述，在婴幼儿时期镜像功能部分或完全的缺失或者扭曲，将会导致主体内部世界的建构和情绪体悟被歪曲。 　　面对人生的创伤，红王妃选择了一条与丈夫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不会自怨自艾，把自己当成一个悲剧性的女主角。我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幸存者”。心理学家布尔曼（Janoff Bulman）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出现创伤后的情感障碍，是因为他们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破灭了。红王妃之所以能够克服创伤引发的情感障碍，在于其坚定地活下去的人生信念，在于对子女深沉的爱而激发的强大的本能，在于超乎想象的生命韧性。 　　小说在对历史的书写中，展演了情节相似的创伤，创伤主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从而印证了承受创伤的不同个体的自愈能力的差异性。自我救赎的关键，在于对生命真谛的体悟和对爱与希望的执着，这也正是作者借红王妃的幽灵之口不断诉说的主题之一。 　　二、当下，创伤的重现 　　德拉布尔“跨越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的一生串联在了一起”，谱写出一系列镶嵌在历史与当下的创伤叙事。在小说的现代篇中，历史的创伤在当代英国女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的人生历程中再次展现。 　　与红王妃相比，芭芭拉同样拥有优裕的生活，令人尊敬的职业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但随着王妃幽灵的侵入，芭芭拉光鲜的人生背后的场景强迫性地回到记忆中，在思绪中不断重现，潜伏在意识深处的过往的创伤经历一幕幕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丈夫彼得患有和思悼王子相似的精神疾病，得病的缘由也是因其父亲的“过高的期望”和“专制暴虐”。葛亭（Goetting）的研究证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出身和不同人格构造的人会有相同的症状。彼得和思悼王子虽然生活在遥远的两个国度、两个时代，其发病原因和病发症状却惊人相似。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彼得“每到夜晚，就通宵达旦永不停歇地走来走去，时不时会发出困兽般的呻吟：我怎么不死呦”！芭芭拉却没有任何办法缓解和帮助他。红王妃面对思悼王子的暴力杀戮，所做的也只能是尽力遮掩。生活在两个不同历史维度的女性，却谱出了同样的婚姻悲剧之歌。两个跨越时空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