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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的天空写诗 　　史修永：肖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从事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诗选刊》等二十多家报刊发表四百多篇文学作品，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落雪的时候》《神圣的煤》《阅读黑色》《一点浪漫》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请能细致地谈谈，您是怎样喜欢上写作并一直坚持下去的？ 　　肖峰：谢谢史老师对我业余文学创作的关注，您不远千里专程来神东矿区对我进行采访，这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我的鞭策。类似的采访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我国著名煤炭诗人冉军先生在写作《中国煤炭诗史论》时采访过我，他也给我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我给他一一做了回答。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我是个业余文学创作者，准确地说是实践者，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回答若有不妥之处，还请史老师多加包涵。 　　首先回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使我想起30年前，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我就是一个对文学充满热爱的狂热分子。上世纪80年代，我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原因是理科学的不好，便到省城当了一名农民协议工，在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一处一队工作，当过白灰工、材料员，整天忙活在建筑工地，住12个人的大通铺，吃大灶饭，生活极其艰苦。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得挤出时间拼命的读书，晚上为了不影响工友休息，我在队部院子里一个水工厅里借着微弱的光线读书写作，将工地上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赶在天亮之前，塞进队工会的门缝，第二天队部的广播便可听见我的报道，因为经常投稿，队上的书记和工会的同志就很支持我，他们给我稿纸和笔，鼓励我当业余通讯员，并开始向《陕西建筑工人报》投稿。不久，我写的一篇通讯见了报，宣传处的马处长和队书记王金喜专门到队上看望了我，并让我在队部当专职报道员。只是好景不长，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一年之后，和我一起招工的陕北5000名农民协议工全部返乡务农，我的作家梦第一次破灭了。好在在西安工作期间，我认识了著名作家路遥、陈忠实、李若冰、高建群、远村等人，我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对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返乡之后，我当上了农民，常常是白天种地，晚上挑灯夜战，先向县广播站投稿，后向《榆林日报》等报刊投稿，一年之后，便成了县里有名的“土记者”，一年发表100多篇通讯报道，后被县委宣传部雇为临时宣传员，并在榆林日报社当了一年的临时记者。在县里的时候，我曾经和十几位文学爱好者办过一个油印小刊物《宽洲》，我还是“宽洲文学社”的创作骨干，1986年，我自费编印诗集《故土》，将清涧诗人的诗歌作品汇集一册，但因资金问题，未能正式出版。我的第一首诗《大山的儿子》发表在榆林市群众艺术馆创办的杂志《信天游》上，第一组组诗《我的陕北》发表在曹谷溪主编的《延安文学》上。1989年我被原华能精煤公司大柳塔煤矿招聘为宣传干事，之后才从事煤矿题材的文学创作，第一首煤炭诗《落雪的时候》发表在《人民日报》，到了1990年代，创作进入高潮时期，作品逐渐走向全国，多次参加全国诗歌征文并获奖，受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亲切接见。回顾30年的业余文学创作，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始终热爱着自己的土地和火热的生活，并将文学当作自己神圣的追求，是文学让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是写作使我一步步地迈向了新的生活，我在写作中找到了生活的快乐，我在快乐的创作中看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如果没有坚持走写作这一条苦路，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诗歌使我看到了做人的高贵，农民的生活和矿工的生活成就了我的文学梦想，我只有将感动自己的生活写出来，才是我对生活和人民最好的回报，所以我认为一直坚持写下去，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也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和责任。 　　史修永：在您的散文集《思想家园》中有一篇怀念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文章，与路遥短暂交往的场景，写得很动情很感人，并附上了一首诗歌《人民之牛――献给著名作家路遥》，表达了您对路遥的深深的怀念和敬仰！在您的创作生涯中，路遥的创作精神和人格魅力是不是对您有影响，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您怎样看待路遥和其他作家、艺术家对您创作的影响？ 　　肖峰：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路遥、曹谷溪、朱合作这三位家乡的作家就是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是成功人士，路遥和我在西安相识，我认识他时，他正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路遥对文学的执著和对写作的严肃态度令人敬仰，我多次听他讲述关于文学的至理名言，我亲眼所见他写小说时的动人情景，满房子全是书籍，他坐在屋内，一支接着一支的吸烟，有时一直写到天亮。由于过度的劳累，他积劳成疾，42岁就离开了人世。路遥曾经帮我介绍考西北大学青年作家班，当时唯一的条件是省级会员，但我不是，后经他介绍，我加入了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由于自己文学理论基础太差，我没有考上。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里，我站在西北大学的院子里痛哭了一场，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