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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有师：父亲顾随与老师周作人 　　父亲与知堂师的师生情分开始于他就读北京大学英文系之时，那时周作人正执教于彼，父亲定是前去听过课，受过教。而师生二人较为密切的过从则是我父亲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之后。父亲能进入“燕园”，起决定作用的是恩师沈尹默，但当时执教于燕大的周作人，以他的地位与声望，想来定然也起了推助的作用。大约是周作人待人处事一贯平易随和，“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语见致卢伯屏函，1929年12月3日），父亲从之受教，尊敬之外，相处亦较为随意――是师，似友。 　　一、两次同桌进餐 　　父亲与知堂师的过从中，有两次同桌进餐的经历，两次进餐都有一些趣事。 　　父亲1929年9月进入燕园，12月3日上午课后，国文系主任马季明邀我父亲陪同周作人到家中午餐，这大约是因为启明先生“新丧爱女”，系主任表示慰问之意。启明先生虽遭丧女之痛，但父亲说老师“颇能把持得住”，依旧沉静如常，“足见涵养功深”。这样的背景之下，此次共饭的趣事当然不会发生在知堂师与弟子之间，而是由于进餐前“突然闯入”的“疑古玄同先生”。玄同先生既是“闯入”，想来此老大约事前并不在被邀之列，但随着人的“闯入”，他的独角戏也就开场了： 　　季明介弟与之一点头后，疑古先生即打开话闸子。蓝青官话说得又急又快，加之弟又重听，十才可懂得五六。于是吃饭，饭后漱口，吃茶，这之间，此老并不曾住口。不独弟无从插嘴，即健谈如马、周，亦难得搀言之机会。上课时间到，弟又伴三人同出，路上玄同的话亦未曾间断。且与季明科诨打趣…… 　　父亲这段话写在给好友伯屏兄的信中，无异于用文字给钱玄同绘制了一幅漫画式的素描。父亲在信中述说了这场独角戏后，还加了一段小小的“尾声”：他在与三位先生作别之后，“路上自思：玄同如此健谈，乃闻其上课必迟至廿分钟始到堂，真不可解。”（以上引文均见致卢伯屏函，1929年12月3日）确乎“不可解”，既如此擅说、嗜说，何不早早“到堂”去“打开话闸子”说个痛快？ 　　父亲在信中向友人作如上记述，只不过是觉得有趣而已，他并非对玄同先生有不敬之意。钱玄同长父亲十岁，属于师辈;但专业不同，父亲并未从学于他。至1921年父亲在中学执教不久，由教英文改教国文，自感“毫无经验”，怕出“笑话”，向教授国文的伯屏兄借阅钱氏所著《文字学音篇》及《说文部首》，以之作“抱佛脚之用”（见致卢伯屏函，1921年10月27日）。父亲为改教国文而补课，首选钱氏两种著作，可见他是尊重玄同先生，看重他的学问的。 　　第二次一同进餐是弟子邀老师到自己家里去吃猪头肉。周作人是爱吃猪头肉的，弟子一定是知道老师此好，所以请老师来尝一尝自家烹制的猪头肉。这件事由于周作人在1951年以“十山”为名所写的一篇小文而为我们后人所知（周氏文章题为《猪头肉――饭后随笔》，刊于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报》）。文中虽然没有明白写出请客的主人的名姓，但从所记之事，一眼便可看出，这主人就是我的父亲――知堂师的弟子顾羡季。 　　宴请之前，我父亲先“以小诗二首代柬”邀请老师，老师高兴地接受弟子邀请后，也“依韵和作打油”二首，其中有两句云：“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这一年，周启老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还是如此这般地有孩子气，也可见他心里真是挺高兴。 　　对于这一次“吃猪头”，周作人蛮有兴致地在他的小文中回忆道： 　　……我吃过一回最好的猪头肉，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山东清河县人氏，善于做词，大学毕业后在各校教书，有一年他依照乡风，在新年制办馒头猪头肉请客，山东馒头之佳是没有问题的，猪头肉有红白两种做法，甘美无可比喻。 　　吃惯了南方风味猪头肉的知堂师，定是在餐桌上对北方风味的猪头肉赞不绝口，这才引起弟子向老师介绍另一种“清河名物”――“臭水浒”。对此，周氏小文也有记述： 　　清河名物，据主人说此外还有“臭水浒”，清河人称武松为乡亲，所以对于《水浒》似乎特别有兴趣，喜欢说，无论哪一段都说得很黄色，因此得了臭名。这本是禁止的，可是三五人在墙根屋角，就说了起来，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说法……（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对这种“特殊说法”，知堂老从研究学问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若是把《水浒》当作《金瓶梅》前集看时，那么这也是可以讲得过去的吧。 　　这一次师生一块儿吃猪头肉，真是吃得畅快，聊得也畅快。 　　周氏文中称请客的主人是“朋友”，这固然是客气，但另一方面，时在1951年，他可能以为自己一被保释出狱的人，不便称某人某人为自己的弟子了。周氏称这位朋友是“山东清河人氏”，这并不为怪。我听家里大人们说，顾家祖上原是从江南移民到山东诸城的，后来有一支落户到河北清河，所以父亲也有时自引稼轩这位“山东老兵”为同乡，“吾虽生为河北人，而吾先世亦鲁籍。”（《稼轩词说》自叙），再说清河县的行政区划，民国时确有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