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的“天鹅绝唱”.docVIP

布罗茨基的“天鹅绝唱”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艾略特说过，大凡对文学本质抱有浓厚兴趣的优秀作家，总会将罹遭的不测和自身的感悟诉诸文字，并在适当时机以文学样式呈献出来，以求对世人有所裨益。将这句话用于享誉世界的著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非常精准和恰切。在新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用深沉冷静的目光回溯了自己在苏联的悲怆经历以及流亡美国的孤苦生涯，用美妙精致的语言探讨了诗歌的存在形态、基本功能、本质特征，以及流亡诗人失语困境等诸多美学话题，使读者较为全面地触摸其思想演进的主要脉络，较为深刻地把握其美学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未曾作弄历史的人，最终不会遭到历史的作弄。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和冷遇之后，公正客观地评判布罗茨基及其作品，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学话题，更是我国文艺理论界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自从2014年《小于一》在我国出版后，布罗茨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媒体上，一时间解读品评其人其作的文章接踵涌现。文学发展史表明，中外古今的大部分诗人在自己人生旅程中，都会留下或喜或悲的故事，而布罗茨基的故事是迄今为止笔者读过的诗人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他辍学、打工、坐牢、流亡，在每个漫长的黑夜里孤独而眠，而写作几乎成了他减轻精神重荷的唯一选择。作为布氏文学创作的巅峰，《悲伤与理智》可以视为诗人在凄苦孤绝的路途上艰辛跋涉的精神写照。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下一句普通却深邃的话：“社会政治生活磨砺着每个人的性格和意志，也铸塑着人们的心魂和思想。”也许布罗茨基参透了他的前辈的人生感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确立了独特的诗歌观和美学观，在《悲伤与理智》中他写道：文学艺术的光荣，要远大于政治权力的显赫。他还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将拯救世界”的著名命题，并用他自己的话加以诠释和注解：“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的手册。”“诗歌不是娱乐方式，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的灯塔。”“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他在文集中的诸多抒发和阐述，均是上述论断的逻辑延伸，他认为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是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的确，布罗茨基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和诗歌至上论者，即使在写散文时，他也像写诗一样创作散文。文集中氤氲着浓郁诗意的散文体文学批评，是他诗歌创作的自然伸展，特别是文中运用了大量明喻、隐喻和深彻悠远的意象，几乎每篇文章都有这样的段落，对这些段落只要稍加断行和修饰就变成了诗歌，比如“如果你是一位画家，这便是一棵树;如果你是唐璜，这便是一位女士;如果你是一位暴君，这便是一名牺牲者;如果你是一位游客，这便是一座城市”，等等。在文集中布罗茨基断言文学艺术“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而作为语言最高形式的诗歌“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将这句话解释开来，就是缪斯已经摆脱任何实用主义的囿限，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至尊理念。正是这种宗教般的情愫，塑造了布罗茨基心目中诗人的圣者形象和诗歌的统治力量。 　　波德莱尔在总结同时代欧美作家创作经验时做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表述：“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对美好的事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精妙感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精妙感觉”的艺术家。辑录在《悲伤与理智》中的二十二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随笔、演讲稿、公开信、悼文和诗歌评论等多种体裁，其中《悲伤与理智》、《求爱于无生命者》、《九十年之后》三篇分别解读了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和里尔克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评论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本体的美学揭橥相糅合，呈现出布氏诗歌评论所特有的精细与深透。特别是对哈代的成名诗《黑暗中的画眉》的评论，作者好像听到了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天籁，听到了“原非人类真理”的语言流入心际的响动;对里尔克诗作的评论《九十年之后》，在貌似平和淡定的分析表象下，似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在引导着作者的分析触角，使其不吝笔墨地赋予文本解读以个体经验和理性思忖，并在隔空唱和中与诗作擦出灵感火花。尽管文集中的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诗和诗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久布罗茨基便溘然长逝，这本书遂成为布罗茨基的散文绝笔，成为一代文豪文学才智和美学观念的“天鹅之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对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给予如此鼓励：“为了抵抗奴役，思想家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异类思想使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这一鼓励似乎也成为布罗茨基的生活信条和创作准则。西方文艺理论界某些人士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猎奇心觊觎着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流亡者，期望从“最伟大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