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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名人们曾如何看故宫 　　同一个故宫，二次元时代的年轻人看到的是“萌萌哒”，旧时代的年轻人看到的却是历史、传说以及沉重的家国 　　青年时代的诗人西川喜欢独自在深夜探访紫禁城。每次他沿着青石铺就的甬道走向紧闭的午门门洞，都忍不住浮想联翩。 　　“那20多米高的大墙从三面围拢我，我感到我是置身于历史、传说和神秘之中。”他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里写道。 　　他曾经惊醒过一个蜷缩在午门门洞里过夜的傻子，“他的叫喊声回荡在三面高墙之间”。他还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引来了两个带枪的士兵―他原本幻想着会出现一队清兵或宫女的，因为他听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古老的建筑会释放磁波，再现昔日盛景。 　　这是故宫对一个年轻诗人的精神馈赠，或者说是意象。西川乐于在它禁闭的红漆大门之外，想象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大地主的宅邸”。那时，他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从正阳门下经过。偶尔，他的视线越过天安门广场，能看到远处故宫的轮廓。但十多年间，他都没有真正踏入。 　　出生于1963年的西川，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无疑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故宫对他们的印象，恰好能反映他们之间鲜明的代际区分。二次元新人类在这座古老的宫院里，感受到的是“萌萌哒”、“好玩”，想到的是宫斗、《甄?执?》;在西川那里，它不过是一个“幽灵的栖居之所”。 　　在西川之前，还有一个个更旧的时代，生活在其间的年轻人看故宫，则又有明显的不同。离皇权越近，人们的家国情怀似乎越浓郁，心情和态度似乎也越沉重。 　　色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滑，赶明儿/唉，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1925年1月，时年28岁的《晨报》编辑徐志摩用一首《残诗》来默悼紫禁城的黄昏。他看到昔日的皇宫城门紧锁，汉白玉石台阶上杂草丛生，油漆斑驳的屋檐下，无人投食青玉鱼缸里的凤尾，宫室主人曾经娇惯的鹦哥，空对着昔日繁华的宫闱静默不语。 　　也就是在这一年10月，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开始对民众开放，自此皇宫不再成为禁城。据老故宫人回忆，开放首日，游客爆满，到处可见被踩掉的鞋子。 　　拥挤的人潮中，就有后来成为故宫文物专家的朱家缙。那年他12岁，花了一银元，随父母、哥哥、姐姐逛了故宫。他对里面的陈设印象深刻。 　　“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朱家缙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昔日深锁的重重殿宇，随着平民百姓的走近，变得真实可感。这时的故宫，虽说名义上已是“博物院”，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座皇宫―毕竟1年前，末代皇帝溥仪还住在里面。 　　这一年，27岁的民国散文家孙福熙也在《北京乎》中记录了当时尚有皇家余温的紫禁城：“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 　　这或许是关于故宫最言简意赅的描述。故宫红黄绿的三原色是明清两代城市之美的浓缩，贯穿了北京城绵延5英里的中轴线。 　　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紫禁城”取紫微星居于天地中心之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外朝，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为内廷，从南到北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 　　中国古代善于用颜色来表达权贵。在溥仪的童年记忆里，故宫的色调单薄而统一。他看到最多的颜色就是明黄色。黄色的琉璃瓦顶，黄色的轿子，黄色的椅垫，连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等，都是黄色。唯有宫墙被漆成了红色。 　　而在那个基本以黑白为底色的年代，故宫的明丽色彩给普通人留下了最初的视觉冲击。耳顺之年的刘心武依然记得少年时期读到的一句诗―半城宫墙半城树，认为这是对故宫的真实写照，“朱红的宫墙，明黄的琉璃瓦，浓绿的松柏及其他树木，在蓝天下绘制出动人心魄的画卷”。 　　这种感受朱自清也有。他一直记得乘坐飞机从高空第一次俯瞰故宫的体验：“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 　　形 　　1950年，8岁的刘心武随家人一起从四川搬到北京。一天，他和父亲乘坐人力车转过沙滩，接近景山和神武门时，他突然挣着身子大叫起来：“爸！爸！”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故宫，“都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其实，我只是被眼前呈现出的景象惊住了”。对于旧日帝王宫殿御林的敬畏，他表现得强烈而直白。 　　在作家林语堂笔下，紫禁城如同伊甸园里的苹果，充满了圣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