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语言被用来在图像中写作.docVIP

当语言被用来在图像中写作 　　这场展览以中国人为主导、中国汉字语言为主线，让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倘若将展览的背景放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中，或许会对观众造成更显著的影响与困扰。 　　我曾简单粗暴地认为，天生不擅长文字表述的人，总能找到别的途径来表达自己，如使用身体的舞蹈，如运用声音的音乐，如利用视觉图像的绘画。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构成一件能被人解读的艺术品。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2016年推出的首展“语言亭”，从3个方面呈现了视觉艺术创作过程中运用语言为表现形式的作品：一是以语言为材料，从语言学层面梳理文字与意识形态、与图像、与物的关系；二是从具体的语言环境入手，将语言作为承载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意义的“现成品”；三是把语言运用到图像中进行作品创作。这场展览不仅仅展示了视觉上的创造与表达，还强调了语言在艺术品中的表现力。 　　作为展览的开场作品，徐冰的《地书》代表了以语言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一类作品。《地书》项目竭力将语言转换为通用的图像，旨在让使用各种语言的人，通过图像也能读懂作品的含义。展览现场忠实还原了该作品构思过程中涉及的研究与制作过程，通过手稿、立体折纸书、演示视频、可转换语言与图像的电脑，全面展现创作历程，甚至真实还原了工作室的整体环境。有意思的是，作品即便使用了直观图像，仍需要观众经历一个很不容易的解读过程，也许是这过程中的趣味性，才使得作品获得更多魅力。至于陆平原的作品则属纯粹的文学创作，每一件都是让人饶有兴味阅读的幻想小说。有的影射了艺术家和艺术圈，有的纯属“脑洞较大”，甚至在结尾带点大反转的味道。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出画册或文字版，我想应当丝毫不必担心偏色、走形的问题。 　　邱志杰的系列拓印作品，是展览意欲展现的语言与图像的第二种结合方式：从具体语境入手，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意义。国际政治思想、历代革命口号、近代报纸刊物题头和电脑中病毒后成为乱码的日记，借用黑底白字、力透纸背的拓印，将文字的视觉形象凸显放大，而具有时代特点的字体样式又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其中，历代革命口号的拓印实则出自同一块水泥版，每刻一层并完成拓印后，邱志杰便用新的水泥覆盖其上，字符便被逐层封印在固体的水泥中，犹如埋藏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中的历史，最终形成类似纪念碑的实体。相比之下，近乎铺满了整个展厅的林天苗的《凸起的文样》，虽然表现了语言对女性的多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语言对人在社会中追求自我认同时起到的作用。可是，那些用绒线缝在暗红色的巨大拼接地毯上的与女性相关的中英文词组，如“破鞋”“站街女”“母雷子”“露水女”“OL”等，仅仅令人感觉厌恶，这些被精心挑选并收录的词汇，绝大多数并未让人感受到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的突破，有的不过是换一种说法，有的甚至是贬低乃至诋毁。 　　将语言运用到图像中的冯梦波的《矢量视力表》，除了艺术价值则完全不具备实用性。现实生活中依靠图像来辨识的视力表，在艺术家手中变成依靠文字解读才能测试视力的工具，在图像与语言之间进行了一个颇具幽默感的转换。表中的绝大多数字都是生僻字，笔画之间还相互粘连，增加了辨识的难度。倘若真用这张视力表来做视力检测，视力再好的人也无法认读。所聿这并非艺术家追寻的结果，他的重点是用电脑技术制作矢量化的文字，而不是希冀依靠辨识文字来区分视力好坏的等级。王郁洋的《图与字》也是将语言进行转换，他把常用词转换成人类不能辨识的二维码，涂画在美术馆的白墙上。大概只有用二维码扫描仪，才能“哔”地一声解读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看到录像部分时，便感觉影像作品与文字结合其实是一件很妙的事。通常被艺术化的影像作品和观众没有交流，只有灌输。艺术家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用图像直接传输给观众。一旦加上字幕，图像就变成了图配文，画面传递过来的暴力感便会减弱很多。所以，陈晓云的三屏录像作品《为什么是生活》中，就算出现了往光腚上扔饭菜、疯狂厮打的两个男人、女孩舔舐男孩面颊这类有冲击感的画面，也不再让我感到困惑。借助画面中的文字，我了解到艺术家试图表达一种狂躁不安的感觉，以及生活是就是如此地让人无所适从，无法操控，以至出人意料。而徐坦从2015年开始创作的《关键词项目》，由于录像画面同时出现了对话中的关键词，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对画苦思的过程被精简到阅读文字的一瞬，也让人在面对作品时感到十分轻松。这种差别就像是微信里的语音留言和文字留言，前者需要耗费1秒到59秒不等的时间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而文字仅需简单一瞥。可惜的是，我从现场布置的层层叠叠的便签条上感受到，《关键词项目》由于面对的关键词太多，使人陷入一个难以走出的无底洞。 　　虽然有的艺术品在语言的参与之后更容易理解，但也有作品变得更加晦涩。吴山专与冰岛女艺术家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Inga Svala Thorsdottir）合作的《从人权到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