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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权威的人文社科评奖制度如何可能 　　写下这个题目，不禁想起2000年夏天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这在学术界轰动一时，中华读书网曾为此主办了“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的专题。“长江《读书》奖”设置者的初衷，是想将这一评奖活动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中国建立类似诺贝尔奖那样权威的人文社科评奖制度；然而，当评奖结果揭晓以后，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风波由此而起。当时有人预言：由这风波而引发的颇有声势的争论“将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个预言也许是落空了，因为15年之后，这场争论在学术界大概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记起。但不能否认，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是建设当代中国良好学术生态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建立权威的人文社科评奖制度如何可能？ 　　谈论如何可能的前提是肯定其必要性。对于设立人文社科评奖制度是否必要，意见并不一致。目前人文社科的评奖呈现多元的样态，概括地说主要分成两大类：政府行政部门主办的和非政府行政部门主办的。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前一类的评奖制度。“奖”和“励”常常相联，设奖是一种激励手段，奖励是给予名利。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眼下人文社科领域已经弥漫着浓烈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取向，政府主办评奖，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强化了这样的功利主义取向，不利于人们潜心研究，视名利如浮云。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进行奖励，是政府尊重人文社科研究、鼓励学术创造和树立学术榜样的一项举措。这对于繁荣人文社科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正面意义。当然，如果对于评奖制度的运用不当，确实会加剧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但是，不能由此否定政府行政部门主办的人文社科评奖制度，犹如不能因噎废食一样。我认为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这对于改善目前学术生态尤为必要。 　　首先，政府行政部门主办的人文社科评奖自199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固定制度。如省级政府每2年或3年、教育部每4年举行一次。但是，不容否认，这项制度还尚未建立起权威性，对于学术高峰建设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完善和改进这项制度，使其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学术的初始评价陷入混乱。人文社科的学术成果一般来说，表现为著作和论文这两种形式，著作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是对其价值予以肯定的初始评价。然而，现在这个初始评价的功能严重缺失。本来，出版和发表的遴选、淘汰机制，是学术评价体系中重要的初始环节，这好比是第一粒纽扣和第一把标尺；然而，眼下是纽扣松开了，标尺用错了。就学术著作出版而言，《光明日报》2016年2月18日的头版报道：普遍的现状是“只要有资助，出得起卖书号的钱，基本上就能出版”，出版社几乎沦为与印刷厂相同的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对这种状况作了数据统计，指出我国现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90%都在出版学术图书，每年出版种类17000多种，但其中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比例极小；与此同时，重复出版现象非常严重，多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位知名学者的著作的情况经常出现，有的学者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竟有80%的内容是重复的。就论文发表而言，交付版面费就能发表的情况极为普遍，媒体对此已经揭露过很多次，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而以论文发表在何种刊物来对其进行评价，显然是用错了衡量的标尺。在上述学术的初始评价比较混乱的情形下，建立权威的评奖制度无疑是更有必要了。 　　政府的评奖制度要有权威，公正性无疑是最重要的。上述的2000年“长江《读书》奖”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主要问题就在于评奖结果是否公正，因为评奖主办方的负责人和某些评委的成果获了奖。应当说当时这种情况即使在政府举办的评奖中也是常见的，即申报评奖者同时也允许担任评审委员，于是评审委员自己的成果获奖就屡见不鲜了，而且往往凡是申报评奖的评审委员几乎都能获奖，于是有人把这嘲讽为评审委员之间的“公平瓜分”。“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之后，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为了确保评奖的公正性，申报评奖者不能同时充当评审委员。应当说，这十多年来，政府主办的评奖不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在程序设计上尽力设法将申报评奖者和评奖过程相隔绝，如请外省市的学者担任评审委员、在数据库中随机确定评审委员等。 　　然而，即便如此，并不能保证评奖结果的绝对公正。因为在实际评奖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其公正性： 　　一是名人、名刊的效应。在名人和非名人之间，评审委员的天平往往容易向前者倾斜。即使被评审的成果是匿名的，但由于名人的成果一经问世，在媒体上就会有介绍、评论，因而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知晓；而且评审委员一般而言也是名人，和被评审的名人往往属于有较多交往的同一个“朋友圈”，对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风格相对比较熟稔，因此很容易识别出被评审的成果出自哪位名人，而且都是“朋友圈”的人，免不了投桃报李。所以，如下的现象很难避免：名人的并不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