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茅屋为狂风所破.docVIP

忆茅屋为狂风所破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I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 …… 　　这沉郁悲凉的诗篇，唤起我多么清晰的记忆：那年秋天的傍晚，我们正在田间锄草，突然天空乌云滚翻，远处雷声隐隐，大风渐起，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大伙儿一起往家奔。我一开门，便被狂风推进屋内，足跟尚未站稳，忽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屋上三重茅”被卷上天空，天窗打开了。平时黑黝黝的屋子陡然光亮起来。我借助闪电的光亮，看见冲天的茅草越飞越多，越飞越高。“轰隆隆”，一声炸雷，吓得孩子们惊慌失措，我连忙伸开双臂紧紧地把他们揽在胸前，不让吹落的泥块、竹片砸伤他们。炸雷响过，骤雨倾盆泻下，刹那间屋内一片汪洋…… 　　我能够亲历世人难见的这一既惊涛骇浪般壮观又天崩地裂般恐怖的场面，能够较为深刻地体会“诗圣”杜甫当年处境艰难时的博爱胸怀，还得从下放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谈起。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合肥师范学院（地点在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本部，而非今回龙桥的合肥师院）“斗、批”之后被撤销，大部分系科与芜湖皖南大学合并，最后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我执教的中文系大部分教师并入安徽师大，少数人调往他校或下放农村。我属于下放中的全家落户者。这便是我有过三间茅屋的原因，也为狂风破茅屋提供了可能性。 　　对于今天的中年朋友们来说，全家落户农村的准备工作也许是复杂、繁重的。而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却简单、轻松。住房和家具由所在单位配给，离校时退还便是。衣被用物就那么一点儿，几口箱子便装完了。唯有那七八百本书籍杂志，弃之心疼，带走沉重，送人无人欢迎，使我颇费踌躇。最后心一横，当废纸卖掉，每斤七分钱。 　　书籍杂志卖掉后没几天，一辆卡车就载着我们老小五口和包括水缸、煤球、生火的劈柴在内的全部家当到安徽省肥东县梁园公社镇东大队安家落户去了。 　　镇东大队在梁园镇之东两公里的梁（园）古（城）公路两侧。当年岱山湖风景区尚未开发，梁古路相当冷清。我们的卡车还未停稳，一群孩子便跑来看新奇。送行的工宣队师傅下车联系后，社员们便前来搬东西。一会儿，我们的家当全都放在高坡上的茅屋门前。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家”就“安”在这儿。 　　我把茅屋仔细打量了一番。坐北向南，一连三间，但未分隔。模样还周正，只是衰弱些。开门便闻到异味，入内便踏着垃圾。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扫房子并把三间分隔开来。分隔很容易，墙壁钉上钉，用塑料布一拉就成了。清扫却很要费些力气。好在我当时还不到四十，精力正旺，铲铲挑挑，全包下来，洗洗擦擦，由老小承担。全家动手，各尽所能，大半天的工夫，便收拾停当，把家安顿了下来。 　　环顾四野，却心绪茫然。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忧愁。但再听不见我听够了的“官僚腔”，再看不见我看够了的“革命脸”，实在是大快人心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茅屋周围的社员们逐渐了解并融洽起来。 　　一墙之隔的邻居是一位放牛老汉，年纪不到六十。烧饭时的炊烟透过墙壁的裂缝往我们这边冒，我们刚闻到饭香，一会儿他已端着冒尖的一大碗饭蹲在我们门口边吃边拉呱了。我们递给他一条“板板”（当地人对“板凳”的称呼），他不坐，说“蹲着吃饭舒服”。 　　茅屋门外是一条小道，小道下面是一片农田。社员们干活歇晌的时候，常来我们家讨水喝。我们备些红汞、喹啉、黄连素等常用药品，他们也常来取用。而逢年过节，他们总是把刚炸好的油香、山芋元宵，一大碗一大碗地端进茅屋来，送进口里还有些烫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茅屋的了解也逐步加深。 　　茅屋原是“大跃进”中“跃”出来的大队指挥部。失宠后，生产队作为养鸭房。茅屋才十来岁，应该说很年轻。但因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现在已成为头毛脱落、腰弯背驼的老汉了。冬天，北风从墙缝吹进来，把茅屋吹成一个冷藏库。夏天，酷暑难耐，屋子窗户少而小，且全在南墙，空气不对流，茅屋又成了一个大蒸笼。 　　这都不难对付。刚听到冬天的脚步声，我们就用牛皮纸裁成小条子，像旧时北方农村那样，把墙壁上的缝隙贴得严严实实。春天一远行，我们就把贴上去的小条子撕下来，还在北墙上凿两个大洞，即便盛夏只吹来一丝丝风，屋内也会感到凉爽。 　　最难对付的是屋漏。只要雨稍大一点儿，茅屋就要哭泣，满屋都是泪水，锅盆碗盏一起上也不管用，床更没处挪，人也没处躲。茅屋未老先衰，看来没法庇护我们了。 　　下放农村落户是有建房经费和木材票（由政府部门组织供应的平价购买木材的票）的。我们盼呀盼呀，问了多次，都说省里没有拨下来。仅隔两天，我去公社办事，没想到，会计突然把建房经费和木材票交给了我。这一“突然”，真似喜从天降，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回村后，我把钱和票如数交给生产队长，并传达公社指示：“责成生产队负责新建。”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田间劳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