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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书写的伦理价值 　　 李敬泽在陈希我小说集《我疼》的序里说：“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我不喜欢他……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1]李敬泽这种带着反讽、调侃的欣赏式表达，说明了陈希我小说即使在欣赏者眼中，也是另类的、特殊的。确实，到目前为止，谈起作家陈希我，人们首先想起的还是他有多残忍、凶狠，甚至是有多变态为主。如果去查询关于陈希我小说的评论文字，其中最刺目最耀眼的还是“残酷”、“冷血”、“毒辣”、“阴狠”等词汇，平和一点的形容词也只是“偏激”、“先锋”、“异端”、“疼感”等。为此，“极端化书写”、“黑暗写作”、“非常态书写”、“深度异化的写作”等表述语，成为了小说家陈希我的个性标签，成为了人们判断陈希我小说特征时的基本维度。也许，这些判断并没有问题，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指出了陈希我小说的特异所在，但是，如若要理解陈希我，仅仅指出一种特异性是不够的，文学的生命力不止是形式和词汇的舞蹈，更是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我们必须探究它作为时代精神作品的独特价值，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所谓“变态式写作”何以必需、何以难得。 　　在价值问题上，陈希我这种写作，首先遇到的就是伦理价值问题。但是，陈希我这种以表现恶和残忍为叙事风格的文学，如何思考其伦理价值呢？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批判来看，很多人会认为陈希我揭示黑暗和痛苦的写作无益于社会，认为这是憎恶人生、反人性的写作，他把充满光明的世界书写得阴沉沉的，无法给予人们阅读的愉悦感，难以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南帆总结过传统道德批评所蕴含的两种假定：“第一，它假定文学对不道德的内容再现或表现，极有可能使这种不道德的案例变得普遍化了，而且，文学的形象性和情感性又强化了人们对这些不道德事件的主观反应，而不断强化的主观反应会导致人们把不道德事件视为一种无独有偶、自然普遍的现象……其次，道德批评往往假定文学的道德或不道德内容与作品的社会道德效果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似乎再现了什么样的道德内容的文学作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效果。”[2] 因此，如果从这种传统道德观念来看，陈希我那种不断挖掘人性恶和书写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只能是备受指责。确实，很多人无法欣赏陈希我，普遍被其词汇选择和故事外表的残恶阻拒在外。有很多人直接表达了对陈希我作品的憎恶，他们认为陈希我作品流氓化、极端化，读来特别压抑，使人绝望，是一种需要否定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感受作为个人的读后表达，无可厚非，但若要用外力去否定这种写作，无疑是一种文学偏见。为此，我们需要仔细辩驳，去探究一种理解恶性叙事的可能方式，去思考这类叙事方式的伦理价值是如何呈现的，以及该如何呈现。 　　从早期的《我爱我妈》，到后来的长篇《抓痒》和《大势》，以及《母亲》和小说集《我疼》，我们都可以阅读到一个无处不喜欢残忍笔法的作家陈希我，即使在《移民》里，很多妥协式的选择，也暗含了非常多的残酷情节。在《我爱我妈》里，那种乱伦悲剧刺破人心，它洞穿伦理，拷问人性，其残忍程度，让多数人无法感觉到它任何可能的积极意义;在《抓痒》里，陈希我让人物有意识地、主动地去寻求残恶的刺激，以突出小说人物生活的无聊和精神的麻木。小说中的暴力、虐待，重重地锤打着人物的麻木婚姻，敲打这一剧痒疮疤，把一种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的境况呈现给读者，令人胆寒。长篇《大势》是一部伦理虐剧，小说把社会（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结合在一起。在人性批判层面，小说中的父亲，他对女儿的爱，如对前世情人一般，把“爱”放大到极致，把一种只能作为人性阴暗那面的、一闪即过的念头，放大式地书写出来。展示，并使用暴力、残酷的情节作为展示的途径，这无疑是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剖析方式。社会批判方面也尤其尖锐，有着当年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冷峻和锐气。谢有顺曾指出陈希我的写作接续了鲁迅、张爱玲那种逼视存在、书写黑暗的文学传统。[3] 确实，在阅读陈希我作品的时候，那种与鲁迅接轨的感受异常清晰。当然也有很大不同，某种程度上，陈希我的叙事更加阴狠。如果可以比较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这么形容：如果说鲁迅是点到为止的讽刺，那么陈希我就是大加渲染的鞭打，如果鲁迅是冷峻隽默的批骂，那么陈希我可以是阴冷残酷的剖白。 　　陈希我这些残忍的小说，如果要用传统的分析方式，去寻觅多数读者希望见到的温情，可能会比较艰难。当然，如果分析起来，自然会有所发现。比如贺仲明就指出：“在陈希我对现实日常世界的批判和阴暗化揭示中，也偶尔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内心痛楚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在他所表现的虚无生活背后也可以看到爱的一丝光明。”[4] 他举了《我们的骨》《到天堂去》《旅游客》等作为案例，认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保留了些许美好的希望，对虚无的反抗，即使无力得很，也可以看到作者笔端的同情和理解。我们当然相信这些温暖之光的存在，但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