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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英雄 　　说起来谁都不太相信，离开家乡三十多年，老家的亲人竟然都没有来过我居住的城市。现在我女儿要结婚了，终于可以发起心来邀请他们全体来参加婚礼。 　　大哥在电话里嗓门洪亮，大声说：“大侄女结婚我们肯定是要来吃喜酒的，兄妹四家老少十几个人全部出动，我开自家的车过来！”大哥的率直爽快在意料之中，但我还是否决了他自己开车的决定，总不能让他开一辆农用车载十几个人出远门吧，况且高速公路也不让上。我说：“你们人来了就行了，可千万别自己开车，我已经在旅行社叫了一辆大巴车，到时候去村口接你们！” 　　“咳，”大哥愣了一下，笑道，“我忘了你是在外面当官坐小轿车的，你派车来接我们，风风光光的，就更荣耀了！” 　　我说：“呵呵呵……”放下电话，我点上一支烟，心里偷偷笑起来，我了解我的大哥。 　　多年前某个夏季，大哥的一船稻谷在乡粮站验上一个特优等级，卖了好价格。那时候父母还健在，我春节回家探亲，他一见面就告诉了这个喜讯，激奋的神情就像贴在墙壁上的年画那样新鲜，仿佛这一过去了大半年的事件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前。粮站验粮历来十分苛刻，不要说特优等级，就是普通等级都甚为难得。验粮员不是说谷粒不够饱满，就是嫌水分重，燥度不足，总之让你好话说尽，有时还得在粮站前的水泥场里晒上几小时，才能勉强合格，验收进库。一船的稻谷特优等级比普通等级贵出好几百元钱呢，大哥兴致勃勃地让我猜为什么能验个好等级，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支吾着不肯猜。大哥得意地笑了起来，凑过脸悄声说：“我打了一条乌梢蛇，十多斤重的一条大蛇，偷偷送给粮站的验粮员了。”在大哥看来，一条在旷野里到处游走的乌梢蛇换来满船稻谷的特优等级，是一个了不得的辉煌胜利。大哥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勾画成他引以为荣的人生。 　　年轻时，作为生产队同龄人中第一个被评为全劳力而每天记上十个工分的英俊青年，大哥能挑两百多斤的湿稻谷在水田里健步如飞，能够插完整垄秧苗不直腰、不歇气，田头庄稼活、农林牧副渔样样拿手，深受同村年轻姑娘们的青睐，甚至于互相暗中较劲，争风吃醋。 　　不仅如此，他在家里也得到了我们兄妹五人中最好的待遇。年景好的时候，腊月里我们家会宰一头猪。父亲像将军一样指挥着他的儿女们，把那头可怜又愚蠢的大肥猪从猪圈里驱赶出来，然后把它捆翻在长板凳上。板凳下面已经放好一只大木盆子，盆子里盛着浅浅的清水。不久以后，随着猪的嚎叫声，殷红而温热的鲜血就会随着猪的呼吸从咽喉，那儿的刀口里一股一股地喷涌出来，注入那只木盆，直到血尽盆满，然后成为我们饭桌上的美餐。开始几年，家里杀猪都是请后洋村的张屠户，后来有一次，父亲去请张屠户，左等右等不来，大哥等得心焦气急，就自己动手，用一把杀羊的尖刀把猪给宰了，从此再不叫张屠户。大哥磨快刀子，让我们姐弟几人前后左右压住猪的身子，唰的一声，就把锋利的尖刀捅了进去。我比大哥小七岁，当时吓得瑟瑟发抖。当长长的刀柄没入猪的咽喉刀尖刺进猪的心脏的一霎间，我浑身战栗的程度一定超过了猪。那时有一个样板戏叫《沙家浜》，把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比喻成十八棵顶天立地的青松，大哥的形象就像十八棵青松那样高大起来。 　　炊烟升起的时候，母亲在饭锅里用绍兴黄酒当佐料把猪心蒸熟，让大哥独自享用这营养而美味的佳肴，而父亲和我们只能在一旁吃猪血炖粉条，还有肉少萝卜多的所谓大盆红烧肉。 　　大哥还有一手阉鸡的绝活。农村里养鸡，一群公鸡一般留一只种鸡，剩余的都要阉掉。阉过的公鸡丧失了性功能，心里不野骚了，就会安安分分地长肉。阉鸡在春末夏初，正是青黄不接肉味久疏的荒季。从公鸡身上摘下来的那两只粉色的小肉蛋蛋，用白瓷盏子在饭锅里蒸得热气腾腾，那香味就像冬天的北风飕飕地直往人骨缝里钻。可这睾丸照例属于大哥，母亲会在我的耳边一遍遍地说，小孩是不能吃鸡的睾丸的，吃了就永远也长不大了。我那时还在可怜巴巴地上着小学，当然属于小孩之列。我实在不明白吃鸡睾丸与人长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但一个男人如果像武大郎那样永远长不大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每次我总是在馋涎欲滴而又胆战心惊中，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把香味扑鼻的睾丸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地、无比享受地吃下去。若干年之后，当我上了高中，暑假期间也能以临时社员的身份下队割稻种田了，母亲才开始允许我和大哥分享这一美食。直到那时，我才明白鸡的睾丸不但肉味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是当时农村里不可多得的补膳之一。大哥是家里除了父亲之外的顶梁柱，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以膳进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大哥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寻找着一切机会给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弟弟以补偿。在大雪纷飞的冬季，他制作了大量的铁夹子去捕捉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质地良好，晾干了可以拿到供销社卖钱，而那香喷喷的黄鼠狼肉，他总是拣最精最好的，一块块夹到我饭碗里。也许到了冬闲季节，人们不再在乎补不补身子了，哪怕家里的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