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选题之策略与方法（三）.docVIP

文史研究选题之策略与方法（三） 　　五、 研究方法之讲求与学术成果之创新 　　学术论著或论文，大抵兼含两个要素：论点陈述和材料排比。材料如何取得？全文如何组织？文本如何进行诠释解读？这些都是方法学的问题。研究方法的讲求，正是学术论著的重要利器。做事懂得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治学懂得方法，有助于解决疑难，提升研究成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乐用方法、善用方法、常用方法，以及用对方法。胡适受其师杜威影响，提倡“实证思维术”，所谓“方法”，即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所谓“拿出证据来”的“实验主义”。赫胥黎云：“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尼采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证方法作研究，的确较易开创发明，至少能够推陈出新。 　　所谓传统，指历代相传，至今不绝的某种东西。它是人类长久积累的经验，作用在维持合宜的行为规范上。传统，像人体的免疫机制，可以维护身体功能的稳定和平衡，协助抗御病毒的入侵。在学术研究中，归纳法、比较法和统计法，堪称传统的方法，正具备类似之功能与作用。一般科学研究，都用归纳法：科学家从观察自然现象开始，从中找出类型，再将此类型普遍化，造成一“定律”，或“原理”，然后以实验来检验此一定律，是否可以成立。“我不杜撰假说”，这是牛顿的名言;换言之，万有引力定律是从归纳法得出，断然不是从“大胆假设”得来的。清代乾嘉学者研究考据学，最常使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法。归纳法的操作程序，从广泛收集资料，到排比材料，以类相从;提要钩玄，厘出条例，经过比较分析，进而对考证对象得出一普遍性之认识。态度较客观，步骤较科学，所以结论也比较可信。 　　归纳法从排比材料，分析综合，到提炼论点，其间存在取舍定夺的问题。如果材料填塞，不知割爱;或者不能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则将流于单调沉闷，细碎平淡，就会出现“只见材料，不见观点”之缺失，这就造成归纳法治学的局限，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已作若干提示。改善之道，在穿插运用演绎等方法，相济为用。如史学家陈寅恪研究中古史与唐史，已不限于归纳，还穿插了演绎等方法，从而使研究工作显得很丰富多样。能相机审慎采用其他方法作补强佐助，反而能强化自己的新见，使之更加圆通完满。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确乎此理。 　　清代乾嘉学术，崇尚考据，注重实事求是，比较法为其中重要而常用之考史方法。如赵翼《廿二史札记》，考察正史书法优劣，即自觉采用比较考证方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是通过历史著作之比较，凸显史家修史必须详略得宜，方能重现历史真实面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以直书或讳书为准则，比较列朝史书，考察史家著作，而判定其优劣得失。崔述《考信录》，探究上古历史，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比较历代文章繁简之变化，得出“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之论断等等。比较法，是学术研究的常法;校短量长，求同究异;判别得失、优劣，察查消长、兴亡;考证真伪、是非，辨明雅俗、因革，都得运用比较法。黑格尔《小逻辑》认同的比较法，要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比较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料学既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自是治史的核心方法。陈寅恪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大特点，也都涉及比较方法。杜维运鉴别史料，提到同源史料之比较，异源史料之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之比较，也凸显比较方法的重要。论者指出：比较史学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类型。运用比较方法治史，首先要明确可比性，避免使比较沦为比附。比较研究的重点，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得“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只要做单向比较而已，更须兼用多向比较、交互比较，以免失之片面与误解。 　　面对寻求解决的问题，或提出试探性解答，或揭示类比式推论，这就形成了假设的命题。假设命题尽管尚未确认其可否，有待判定其真假，然在混沌恍惚情态之下提出“假设”，无异汪洋大海中之指南针，黑暗神秘幽谷中的声纳器，对于导航和探测，确实发挥了辅佐的奇效。研究选题提出“假设”，好比搭建桥梁，连结已知和未知，绾合熟悉与神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假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假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假设，就一定要更改。由此看来，假设是演绎法之一种。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作为研究方法之“假设”（假说），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学说，或有待求证的发现。可能出于灵光乍现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