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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及效能提升 　　【摘要】我国的智库建设步入了务实合作的全新阶段，迈出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一步。基于此种背景所做的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对接的讨论，必能提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建设的水平和层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集合了各方面权威人士的意见，阐述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建设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智库；国家治理；逻辑；效能 　　【作者单位】潘晔华，信阳农林学院。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智库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一点也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极为重视智库在相关领域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智库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与社会建设成就卓著，令世界瞩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全新局面。然而，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科学等问题仍然存在。向内看，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力加大，人力资本的制约问题显现；向外看，国际上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中国与国际产能合作与共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深度融合的步伐逐渐加速。新常态下，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关键渡口，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临动能转换和换挡提速的重要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大船若要行稳致远，就应启用新型智库。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表明我国的智库建设步入了务实合作的全新阶段，迈出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一步。基于此种背景下所做的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对接的讨论，必能提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建设的水平和层次。2015年1月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包月阳主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集合了各方面权威人士的意见，阐述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建设的主要参考书。 　　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智库古已有之，并不鲜见，只是称谓和名目不同而已。在古代，谋士、门客、谏议大夫、师爷等职业大量存在，他们作为宾客，是维护封建皇权和统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尽管门客的初衷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在近代，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存在形式被提升到了较高的位置，“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让知识传承者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中的各种推动组织发展突飞猛进，我们今天讨论的智库概念也就相应诞生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梳理了这个过程。在编者看来，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智库建设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之前，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各个领域专家的意见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并不是十分倚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智囊团与思想库的概念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对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于十四大上提出了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智库体系，推进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智库的建设目的、路径等都有了较为翔实的描述，其相关的建设规划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进程。 　　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中国智库建设具有自身的特色。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中，作者指出，我国的智库发展既有自身发展的起点性质，也包含了国内乃至世界各国对决策现代化模式的推崇。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急需强大的专家群体支撑，知识分子的思维与观念转变离不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反之，他们也表达出对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参与之心。当然，中国智库的发展囿于国情的发展，既有总体规制性，又在具体层面呈现出中国特色。供需关系的矛盾、成长发展的制约、自主与借鉴的互动构成了其复杂的逻辑内容。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智库对我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是较为明显的。智库既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也切实解决了中国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难题，还把握了影响国家与社会进程的突出问题，发出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声音。无论其最终呈现的方式、结果如何，智库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决策的效度与信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行政决策行为与方式。 　　从理论层面来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为我国智库发展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支撑。其出发点是讨论“主客”之间的关系。在他眼中，实证社会学过于注重客观存在的现实及其背后的自然倾向，解释学则更侧重主体作用的凸显。然而，客观主义容易忽视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观主义容易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基于此，吉登斯认为，“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应当有所转变，“主客”二元需要相互交融并进行转化。一方面，社会体制机制制约了人思维能力的提升与主体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