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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货这些年 ——1900至2008不完全记录 文/赵向阳 百年前，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秋林洋行”，翻开中国百货第一页；百年后，百货店作为一种成熟的业态在中国遍地开花。这期间，中国百货业的乐章虽然起伏跌宕，但亦精彩纷呈。 第一幕：百货业的滥觞 出场人物：马应彪、郭乐、郭琳爽 夫妻店对决兄弟兵（1917） 1917年10月20日清晨，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上海南京路上，这是当时远东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从车里钻了出来，今天是他投资创建的公司——先施百货开业的日子，他知道，今天注定会创造一段历史。 先施公司的开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争相观摩这个集屋顶戏院、东亚旅馆和豪华餐厅于一体的洋商店。南京路一时间人山人海，甚至有人流连其中，数日不归。马应彪的贤内助、元配夫人霍庆棠，也前来助阵，当起了营业员。在那个保守年代，剪着短发的霍庆棠自然成了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开业第二年，先施公司的营业额就达到了439万元，整整是投资额的两倍。但马应彪没有时间庆祝，因为他的对手已经来了。广东人郭乐、郭泉兄弟在香港创建永安百货后，便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南京路。 据说郭乐在选址时为了弄清楚究竟南京路上路南人流大还是路北人流大，想出一个取豆数人的办法。他派了人分别站在南京路的南北两边，过一个人就点一颗豆，最后发现南边的点比北边的多，于是他下决心在路南开店。开业20天后，永安就卖光了3个月的货物储备。 永安的开业深深刺激了先施公司的董事们，他们一致认为不能让对方在高度上超过自己，便把5层楼改为6层；永安也不甘示弱，在自己的楼顶上加盖“绮云阁”，与先施平起平坐；先施咽不下这口气，又硬是在自己的楼顶上加了一个3层的“摩星楼”。 从永安、先施争霸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百货店俨然具有成熟百货业态的某些特质，例如：先施百货老板娘当起“促销员”；永安公司对员工进行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的培训等方面颇具代表性。除了先施、永安之外，后来新新公司（1926年创建）、大新公司（1934年创建）并列为上海四大公司。 员工有了新身份（1956） 几十年后，永安百货后来者居上，取代先施百货成为上海第一大百货公司。而此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也把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传给了侄子郭琳爽，自己则回香港当寓公去了。1952年，我国逐步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一些传统的老百货企业，将面临“公私合营”的改造，上海的永安百货业不例外。 1956年1月，南京路上热闹非凡。在一片爆竹声中，永安公司摘下了老招牌，换上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大招牌。营业室灯光雪亮，柜台装饰一新，职工们个个喜笑颜开，因为从今以后，他们从公司的店员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 合营之后的永安公司着力整顿经营管理制度：原先的账房间改为财会科，建立了财务、财产管理制度，更加合乎科学管理的要求；商品品种增加一倍以上，好多见不到的商品，如汕头乐器、广东拖鞋、苏州刺绣、杭州剪刀等又出现在三尺柜台；身为永安公司总经理的郭琳爽，也摇身一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6年底，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一大批百货店一夜之间变为国有。以上海为例：全市私营百货零售商971户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一大批小商小贩，也基本上实行合作化。原有的各百货行业都融汇在一个综合性的大百货行业中，国营百货公司担负商品流通的主导职能。 第二幕：国家导向经营 出场人物：彭城、张秉贵、毛冬声、张文彬、胡子敬 “新中国第一楼”平地起（1955） 解放后，我国百废待兴。北京市商务局长彭城一直盘算着建一座地标性的国营商场。1951年3月29日，彭城向市政府请示，要求要在首都建一座商用楼房，他特别强调：“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上亦有良好影响；不只目前急需用，将来亦有需要。” 1952年8月26日，中贸部（后为中商部）正式批准修建百货大楼的建筑计划，并同意承担全部商场部分建设投资。从此，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建设便提上了议程。 令彭城想不到的是，由于中商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原定于1953年夏季动工、1954年秋季竣工的百货大楼建筑工程停顿下来。后来经过反复协调和多方面沟通，中商部于1953年4 月14日正式作出答复，同意继续修建，但推迟一年，改为1954年再动工。 几经波折后，1955年9月25日，百货大楼终于平地而起。作为“新中国第一楼”，百货大楼的开业赢得各级领导的重视：国家商务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商业局等有关领导前来参加。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剪彩开幕。开业当天，顾客流量多达16.4万人次，货场拥挤不堪，日销售额30.9万元。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