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侯外庐学派.docVIP

外庐与侯外庐学派 来源：互联网?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09-8-14] 浏览：52次 陈寒鸣 [中华文史网] 一?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平遥人。1922年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专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并试译《资本论》。1930回国后，先后任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并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及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1949年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及《中国思想通史》等。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他们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70多年来，为把历史变成科学，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其占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领域——历史学——里清除出去，真正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由空想而科学的根本性转变，包括五老在内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撇开赤诚的胸怀，披着鳞鳞的伤痕，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一起奋斗在旧史学的莽原上，终于造就了一代崭新而又科学的历史学，他们确确实实是“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1]?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都曾在这理想信念指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们都是为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侯外庐回忆其本人经历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我找到了信仰的归宿——马克思主义。旅法之初，我还不是共产党员。身在党外，怎么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呢？这个问题我时时萦怀。苏东坡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一向有不同的看法。身外庐山，固然可客观立场，远观庐山壮丽之势，然而这又徒见外表，唯有身在庐山，才能具体考察庐山，研究庐山，真正做到了解庐山之实。?王国维深信君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因而他以“畏”自戒。我将苏东坡的诗句，反其意而用之，一九二八年初，起名“外庐”，以“外”自戒。时刻警戒自己，政治上，理论上，都还在庐山之外呢。?五十多年来，我以信仰为生命，以信仰为家业，以信仰自励，自慰。在太原的最初几年，若没有信仰的支持，必然堕落。那些年里，我饱尝了离群索居的痛苦。但是，纵然只剩下埋头读书一条路可走，我的信仰也一刻不曾动摇过。在转向研究史学的开始阶段，信仰更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写书、著文、交友、签到，一概专用“外庐”之名，不肯再用本名或任何笔名，意即在此。[2]?何独外老，翦伯赞也是如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就立即成为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了解、认识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放前，他不仅研究历史，而且还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这使他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在古为今用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纵观翦老一生，堪称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信仰而奋斗不已的一生。当然，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向史学的路径又多不相同，以五老而论：郭沫若是由医学而文学而史学，范文澜是由文学、经学而史学，吕振羽是由工程技术科学而史学，翦伯赞是由商学、经济学而史学，侯外庐则是由法律学、经济学通向史学。他们的个性、经历、学术承传和理论素养等等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史学研究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显得绚丽多彩。?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是天生的。侯外庐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带有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而且历经坎坷。他出生于清末一个封建家庭，自幼诵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接受旧式教育。“五四”以后，他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影响，转求新学。1922年，他从山西到北京考进大学以后，有如梁启超曾经历过的那种“学问饥渴”时代，整日钻进图书馆里涉猎一切所能获得的书籍。他对哲学的兴趣最高，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至当代各种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不肯放过。这样一种缺乏社会生活阅历而又庞杂读书的经历，使他既无选择，亦不知怎样选择，故而各种思想都曾接受过：先是梁启超的思想，后是孙中山的思想，甚至一度糊里糊涂地被拉入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当然，发现问题后，立即退了出来)；此外，他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