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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老校长周贻春 　　北大、清华无疑是今日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说到北大，人们就会想起蔡元培（1868―1940），想起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主张。说到清华，人们就会想起曾经长期担任其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想起他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1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温家宝谈教育》，关于办大学，便谈及“张伯苓、梅贻琦那样的校长”。然而，说到中国的大学，尤其是说到清华，我以为还有一个人不该被遗忘，那就是周贻春（1883―1958）。 　　“人才摇篮”清华学堂 　　2011年清华大学以“校庆年”方式热烈庆祝了建校百年。清华百年，是从1911年4月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算起的。应该注意的是，在梅贻琦执掌校政之前，二十年间（1911至1931）清华对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清华在内中国多所大学之所以“有大师”，便与那二十年的清华有直接关系。这里面三个人功不可没，即唐国安（1858―1913）、周贻春和曹云祥（1881―1937），其中周贻春又最为重要。 　　周贻春（1883―1958），安徽休宁人。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的圣约翰大学，1952年院校调整之前是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旋即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1909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应清廷“游学毕业生考试”，得“进士出身”，授翰林，是清末“洋翰林”之一。当时规定“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其他“洋翰林”有后来当过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1877―1950），还有严复、詹天佑等人，均一时才俊。颜惠庆是周贻春在圣约翰书院的老师，主编了国人自纂第一部《英华大字典》，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他自己和严复的序。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而参与编纂的便有周贻春。 　　辛亥革命后周贻春曾短暂担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1912年4月被外交部派往清华学堂，接替胡敦复任教务长。胡敦复，江苏无锡人，1907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两年后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当时清华监督唐国安先生是1873年清政府第二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1881年回国，曾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主讲，和周贻春也有师生之谊。1905年唐先生和颜惠庆一起为上海《南方报》增辟面向旅居上海外国人的英文版，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开创之举。1907年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开始从事外交工作。 　　也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来华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等人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以“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翌年与中国达成协议，从1909年起，每年用此款派遣一百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五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五十名，至1940年结束，共计三十二年。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是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他是1872年清政府首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根据这个协议，以外务部为主，会同学部组建“游美学务处”负责其事。留美生、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任总办，留日生、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和唐国安任会办。周、范二人兼半职，唐国安为全职，实际负责游美学务处的工作。 　　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第一次招考庚款赴美留学生，从报名的六百三十人中录取了四十七名。1910年7月第二次开考，录取学生七十名（其中之一是胡适，第五十五名）。1911年6月在清华园第三次开考，录取学生六十三名，另外还保送幼童生十二名。三批均未达百名之数，是因为本“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标准。由于保证了学生质量，赴美后大多学有所成，后来（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推选院士，便有多人入选，包括动物学家秉志，物理学家胡刚复，数学家姜立夫，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钱崇澍，语言学家赵元任，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周仁，还有人们熟悉的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胡适。在未当选首批院士的人里，也不乏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一个便是梅贻琦，另外一个是胡敦复之弟、胡刚复之兄胡明复，他是中国学生在美学习数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哈佛大学），也是在美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人，可惜1927年溺水身亡，年仅三十六岁。 　　为了把留学生赴美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好，1909年内务府将原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用以筹办“肄业馆”。1910年底教学用房、办公用房、学生宿舍、洋教习住宅相继竣工，1911年4月29日肄业馆正式成立，以后清华园称“清华学堂”。周自齐任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任副监督，胡敦复任教务长。 　　辛亥革命后，周、范两先生及一度代理校务的颜惠庆均离去。1912年初唐国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