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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感谢魏建先生给我这么个机会，让我过过讲课的瘾。我教书的最高境界是高考复习班，这些年在高校也讲过一些话题，不是很多。我这人没大本事，就会装模作样，这回要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就写了个讲稿。 　　魏先生说，让我自己选个与当代文学有关的题目。我知道，在高校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就拟了这么个题目。自己觉着还有点学术含量。不罗嗦了，开讲吧。 　　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钱钟书有句名言，记得是在美国学者胡立德写的《钱钟书》里看到的，说是：文学史是由文学作品构成的。意思是说，文学研究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地位的。这话也太刻薄了。虽说研究的对象跟研究者的水平，并不全成正比，坏的作品会制约研究水平，好的作品会增益研究水平，该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谈论研究空间，就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个大致的基本判断。 　　先说当代文学。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固属偏激，但要说多么辉煌，也实在勉强。我的看法是，整体平庸，偶有亮点，只是这些亮点，照不亮整体的暗淡。当代文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的，到现在66年了，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为基点，前后都是三十年的样子。政治经济，或许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文学上的差别似乎不大。以母题而论，前三十年的母题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三十年的母题是，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总的母题是，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文学潮流，其学术空间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现代文学。时间起止，应当是从1917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是三十年的样子。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群星灿烂，光彩夺目。新诗、剧本、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都是草创期，散文则是迸发期，学术研究也是繁盛期，各个门类都是名家群集，佳作如林。以正常的历史发展而论，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的源头，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继续，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1949年的鼎革，将新旧社会判为两重天，也将文学的延续齐腰斩断；能显示其延续的，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 　　这就是解放后，在现代文学史上确立的几个大师级人物，依顺序排列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简称“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完全是以其政治地位确定的。鲁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旗手，当然名列第一。郭沫若是鲁迅死后，树立为文化旗手的，当然名列第二。有人说，茅盾当过文化部长，就应该是第三，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做过巨大的贡献，解放后才当了文化部长的。有对革命的贡献，又有作品的影响，列为第三也就理所当然。下来的几位该是全凭作品的影响了？也不尽然。我的看法是，有作品的影响，主要还是看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沈从文的作品，早先影响就很大，怎么就挤不进去？在后三位里，老舍在抗战期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等于是实际负责人。这个组织，是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担任第三厅（主管文化艺术）厅长时成立的，可说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应美国新闻署之邀，去了美国，一直到1949年12月才回到国内，新中国已经成立，文学艺术的各个组织机构也已健全。若他回来得早，当全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可能的，但后来只作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 　　巴金实际的文学成就，恐怕没有他的寿数那么高。晚年对“文革”的反省，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是他一生最为亮丽的业绩。他作品的语言，距真正的文学语言，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能享有大名，是因为他一直有进步作家的声誉，以小说的形式，揭露封建家庭的丑恶，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 　　末后说曹禺。他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文化界影响甚巨。尤其是《雷雨》，上过学的，无人不知。我写过李健吾的传记，两人是前后同学，都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1930年李健吾毕业，前一年曹禺由南开大学转学过来，插入二年级。李健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1年8月赴法国留学，两人在清华有两年的交集。曹禺上过什么课，老师布置看什么书，李该是知道的。《雷雨》发表不久，李在一篇文章里，说此剧有模仿西方古典名剧的嫌疑，曹禺很是不屑。 　　去年冬天，北京南锣鼓巷的蓬蒿剧场，举办《契诃夫戏剧集》（四册）的研讨会，其中一册为《契诃夫独幕剧集》，是李健吾译的，因为我写过《李健吾传》，也就把我叫去了。会上我发言说，契诃夫的戏剧，着力于消除人性中的仇恨，促进人类和谐向上。李健吾作为戏剧家，继承了契氏的这一传统，他在戏剧上的成就，解放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论整体水平，李超过了曹禺。曹的戏剧，明显有模仿西方古典戏剧的地方，李没有这个毛病。发言完了，有年轻人提问说，韩老师说李的成就高于曹，可怎么我们只知道曹不知道李呀。下面还有人要发言，不能多作解释，我说，这是因为曹禺的戏剧，几乎都是宣扬仇恨的，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