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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的特殊工具书 　　“文革”特色是1971年版 《新华字典》 至今仍然受到批评的地方。该版是不是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地说，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少。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华字典》 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第4版，头一个的版权页上标明是第4版，后一个的版权页上并未标明，却被后来出版的新的修订本“追认”成了第4版，等于把头一个第4版排除出 《新华字典》 版本序列。 　　被封五年“内部控制发行” 　　1965年1月30日，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通知并附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6196个印刷通用汉字规定了通用字体 （即宋体） 的标准字形 （笔画数目、笔画形状、结构方式和笔顺）。《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第4版 （以下简称“1965年第4版”）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 　　此前的 《新华字典》 （包括人教社出版的各版中） 字头均是楷体，从这一版起采用了大号宋体字;从该版开始，字典中还多了个 《新旧字形对照表》。有读者可能以为，字典中的字头采用何种字体无关紧要。不妨看一则叶圣陶先生1954年2月1日的日记： 　　午前愈之来谈，谓有若干文字改革方面事皆与出版有关……谈及印刷书报用楷体字，愈之与余意见相同，皆以为不若宋体字。宋体字形式方正，排植可以整齐，笔划有粗细，辨认比较方便。一般人多有成见，以为楷体字便于儿童及初识字之成人，实则说不出若干道理也。愈之谓我国刻书，相传用宋体，各国文字，印刷皆有印刷体，其中必有道理，盖合于人之心理也。（《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09页） 　　这就是说，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胡愈之、叶圣陶就开始反对书报印刷中使用楷体字。就在写作本文时，笔者看到 《光明日报》 发表的一篇综述，内容是关于我国字库行业的现状，文中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李少波的看法，“现在教科书用的楷体，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是以毛笔的审美和风格为标准的，而现在的孩子多用铅笔或钢笔;而且孩子对空间的认知能力较弱，很难有精力顾及细节，所以容易对字体产生错误的辨识。”笔者还从这篇综述中了解到，不久前落幕的第七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正是以“教科书体”为主题，而大赛一等奖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因为“孩子无法像成人一样对字体进行书法的审美，如果字体过难，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李苑：《字库行业：版权“富矿”为何无人采》，见2014年6月3日《光明日报》 第5版） 　　《新华字典》1965年第4版还增加了不少单字，使所收单字（包括异体字）达到8500个左右。如前所述，人教社最初出版的 《新华字典》 仅收6840个字头，虽说商务前三版每次修订时，都增收了一定数量的单字，但基本规模却都是维持在8000多个 （见各版 《凡例》），因此可以说，这次增收的单字规模是比较大的。该版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删去了大部分插图。 　　不过，在读者后来看到的商务版 《新华字典》的版次序列中，并不包括1965年第4版――本应作为第5版的1971年版，在1979年版的版权页上被“追认”成了第4版。原来，1965年第4版付印时已到了1966年的五六月间，而这恰恰是“文革”开始的日子，印制好的成品被封存起来了。直到1970年夏，才按成本价“内部控制发行”，这大概就是它后来被排除在 《新华字典》 版次序列中的主要原因。2014年1月8日的 《中华读书报》上有方厚枢先生的 《1966―1976年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 一文，其中对 《新华字典》1965年第4版在“文革”中的遭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就笔者所见，1965年第4版只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印本，而且都是平装本，定价八角;其封面、书脊、扉页上的书名，用的仍然是“鲁体字”，这也是 《新华字典》 书名最后一次用“鲁体字”。后来“按成本内部控制发行”时，原来封底上“0.80元”的定价被改为“0.65元”（至少上海是这样）。同样根据上述方先生的文章，该版在内部发行前，统计到的印量是约70万册――就普及性的学生字典来说，这个数字显然不大，再加上它又都是平装本，不易保存，因此，现在社会上已很难见到该版字典了。 　　1971年修订重排本特点多 　　在1970年9月决定内部控制发行1965年第4版的同时，出版方便开始对其进行修订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修订工作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指责和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得后来公开出版的1971年修订重排本 （也就是后来被“追认”为的第4版） 从总体上看只是对1965年第4版的一个“略加删改”的本子――“略加删改”是1971年版 《说明》 中的用语。当然，1971年修订重排本毕竟是“文革”产物，打上了时代烙印。该版的“文革”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