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荷风，情如潭水.docVIP

爱如荷风，情如潭水 　　认识陈竹隐时，朱自清的日子正混乱不堪。 　　那时，他的妻子已因病去世一年多，给他留下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长子不过十岁，小女仅三岁多。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养家糊口，要照顾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 　　朋友们劝他再娶，却每每被他拒绝。他放不下对亡妻的思念。 　　一日朋友们诓他说去一家酒楼会朋友，他欣然前往，却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陈竹隐。后来陈竹隐在回忆中写道：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有些土气。 　　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打折，陈竹隐早在来见朱自清前，已为他的才华折服。她决意与他交往。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皮肤，短短的黑发，落落大方的谈吐，与亡妻不同，年轻的陈竹隐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比朱自清小五岁，虽出生在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 　　陈竹隐爱好广泛，她学国画，学昆曲，且造诣颇深。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时而羞涩，时而顽痴。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 　　三十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没有上海的奢华，却也是谈恋爱的好去处。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了频频的约会和书信来往。随着两人感情的深入，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由最初的“女士”到“宝妹”再到“隐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慢慢绽放在朗朗晴空下。 　　深秋的香山，漫山红叶烧红半边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红叶树下。她随口吟诵：“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他立即接上：“枫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林中看不见，闻诗始觉有人来。”抬起头，两人眼眸轻轻相遇，等明白他的意思，她的脸瞬间就羞红了。 　　彼时，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烟火日子里常青下去？面对他越来越炽烈的表白，她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躲他。可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却是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讲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也跟着疼了。 　　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自认是个镇定的人，但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 　　再不管那么多，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六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为了支持朱自清专注事业，也为了孩子们，婚后的陈竹隐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心思扑在了这个家上。 　　家里人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陈竹隐却从不埋怨，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教的钱，陈竹隐甚至悄悄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继。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成都，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 　　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遥远的距离，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牵挂。 　　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山一程，水一程，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妻儿在等他。 　　他的一生，因与她的相识，事业进步，家庭美满。然而天妒良才，那个昏暗错乱的年代还是早早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那段幸福美满的姻缘。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也是从那天起，他宁愿忍受饥饿折磨，也要家人拒绝食用美国援助的面粉。 　　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术后引起的并发症，竟要了他的命，一代文学大师就这样匆匆而去。那年，他刚刚50岁，她才45岁。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伤，把他们的子女一一培养成人，直到42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75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