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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场景及其他 　　最初的印象 　　无论怎样努力，我最早的记忆始终滞留在1966年的夏天，当时我三岁，父亲抱着我，站在窗前。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锣鼓沸腾，游行的队伍绵延数公里，高音喇叭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我笑了。是因为母亲。母亲举着小旗，从队伍中跑出来，喊我的名字。在她周围，是车间里的叔叔阿姨，他们也在喊，舞动着纸扎的小旗，脸蛋跟旗帜一样，艳丽无比。母亲真年轻，真漂亮。后来，一位女友看了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郑重其事地说，你，没有他们长得好看，真的。 　　长辈们喜欢我，是因为母亲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三十出头才有了我，这在当时，算是晚育了。而灾难，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悄然降临，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吞噬了我，并将伴随我的一生。换个角度讲，在1966年的夏天，古城西郊一栋居民楼的三层，有个大脑袋的男孩扎煞着手，眉花眼笑。马路上，男孩的母亲冲出游行队伍，喊啊叫啊，那是自己的儿子度过了最危险的患病初期，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虽说一瘸一拐，总算能走路了，做母亲的，怎能不感到欢欣？！ 　　像酒喝多了“断片子”，随后几年的记忆，却变得模糊。两派武斗，一个被粗布蒙住双眼的男子血迹斑斑，押解他的，是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青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唯一敢肯定的，是冬季。他们都裹着军用黄棉袄，穿翻毛劳保皮鞋，羁押地点往往在单身宿舍的地下室。地下室有“天窗”，用来透气换气，而在文革武斗期间，血雨腥风的日子，从“天窗”里传出的，却是撕心扯肺的哀嗥。那时只要是家单位，就分成两派，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哓哓不休。我父亲在企业当个小干部，自然加入了“兵团”（保皇派），而母亲在车间调度室，工人，加入了“临委”（造反派），家里不得安生。父亲派性重，“兵团”人少，“临委”人多，家里又多出个造反派，这让他很不舒服。做工作，软硬兼施，非逼着我妈改弦易辙，投入“兵团”的怀抱。我妈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车间里多数人都是“临委”，随大流而已。面对父亲的聒噪，她烦得要死，要说你去说，我是不管。说，也要看怎么说，大庭广众，宣布变节，那不是找死吗？坐办公大楼的人，有办法。翌日清晨，天麻麻亮，父亲写了张告示，跑到车间，看看左右无人，贴到调度室的门前。×××，从即日起，退出“临委”，加入“兵团”。上班后，工友们见了，冲着告示，啊呸，吐一口，满脸鄙夷之色。我妈从此成了另类，形单影只，头都抬不起来。政治，不是你想躲，就躲得掉的。为这事，郁闷了很久，险些与我爸闹离婚。 　　“三支两军”后，形势有所缓解，舞枪弄棒打打杀杀的，少了。一天下午，我家来了位陌生的胖子，自称是我二舅，从沈阳东北第六制药厂到本市出差。我没见过二舅，父母正上班，家里就我一个，心怦怦跳着，慌得不行。为了套近乎，胖子抓了把水果糖给我，简直吓死了。电影里，小人书中的坏蛋，不都是拿糖果给孩子吃吗？拉拢腐蚀，毒害下一代。关键是他太胖了，那年月，很少见到胖子。况且，头上还戴了顶鸭舌帽，形迹十分可疑。我悄悄溜出来，守在单元门口，想报案，又怕胖子跑了。熬煎，怎么办呀，小脸憋得通红，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民兵小分队，公安战士，在我的引领下，正拿着绳索长枪，各就各位。母亲下班了，摸着我的头，咋了你？我哽咽着，妈，咱家来了个特务。当然，那不是特务，正是我二舅。推开房门，他盘腿大坐，摆了一床的扑克牌，嘿儿嘿儿，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母亲，放声大哭。 　　我家楼前曾经绿树成荫，中央是一爿空地，听大人讲，应该还有一座池塘，养过鱼，种过莲藕，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空地上演过露天电影，这我记得，叫《卖花姑娘》。看露天电影要提前占位，从下午就开始了，摆凳子砖头，拿粉笔画个圈，写上自己的名字。小孩子奔走相告，就盼着天黑，怎么还不黑呀？黄昏时分，一高一矮两个放映员骑着三轮车过来，先歇一歇，抽支烟，扯扯闲话。再挂银幕，架机器，跟熟人打招呼，没紧没慢的，恨不能踹他们两脚。终于，喂、喂喂，试麦克风，夹杂着电流的嘶啦声。好了好了，一束强光投在银幕上，全场欢腾，挤挨挨，高矮胖瘦，排排坐，翘首以待。那天夜里有风，银幕东倒西歪，扑簌簌直响。随着剧情的深入，大人孩子难以自持，唏嘘不已。哭着哭着，我感觉后背有一股热流顺势而下。不对呀，眼泪没这样流的，涕泗滂沱无非形容词，怎么哭成这样了？回头一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正肆无忌惮，往我身上撒尿。婴儿的母亲急忙帮我擦拭，赔小心，又笑着说，小弟弟，没关系，童子尿不脏，是一味中药呢。 　　一个人的游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组织春游，去兴庆公园，我妈专门煎了鸡蛋，夹在馒头里，让我当午饭。对了，书包里还有两个苹果，一壶水。临出发了，班主任说你就别去了，下车还得走一段……我独自回了家。失落是免不了的，想老师也是好意，怕累着我，回家的路上，将鸡蛋馒头就给“报销”了。其实，一个小时前，我刚刚吃过早餐，是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