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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易中天先生的一封信 　　易哥好，见信如面。 　　你最近爽吗？据说你隐居江南小镇，争分夺秒“赶制”三十六卷的《易中天中华史》，才两年多时间，你已“炮制”完成十三卷，并宣称五至八年写完。不知你写得爽不爽？你过去说过：“我写爽了，读者才会爽。”你的《易中天中华史》，我翻过几本，只有《三国纪》看得有点爽，语言干净利索，行文逻辑性强，环环相扣，引我入胜。尽管内容古旧，因为我姓曹，看《三国纪》就像看我家后花园的残荷败柳，就像呼兰县城人看萧红的《呼兰河传》。其他几本看不下去，翻几页就放下了。 　　我看得出，你总想推陈出新，写法创新表述创新观念创新，你想在前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我看得出你写的比较吃力，很不爽。就像一个只能担八十斤的半大孩子，硬是挑起一百二十斤的重担踉踉跄跄急急忙忙地赶路。易哥，委屈你辛苦你了。不过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在央视《开讲啦》公然宣称：“人生能有几回‘二’？何不潇洒‘二’一回。”你这一“二”，老曹这个铁杆“易迷”难受了心疼你了，更怕你毁掉几十年积攒的“一世英名”。你这是干嘛呀？难道因为一句先祖遗训“群孙勉乎哉”就非要累得吐血不可，费力不讨好，找挨骂才舒服吗？ 　　《中国通史》之类的书，四十年前我看过范文澜的周谷城的翦伯赞的，浏览过白寿彝的，后来又读了柏杨的。前四种大同小异，而柏杨的写法很有新意，有横向比较，每叙述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后，最后一个章节都叫《东西方世界》，讲述这一百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对应的时间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让读者知道同一时间我们和人家差距有多大、我们与世界有哪些联系，当年令我眼前一亮。易哥，你的《易中天中华史》写法上不过是拾柏杨牙慧，而你的说法是“用大家熟悉的东西带出不熟悉的来”。这和柏杨的横向比较有何区别？至于内容，就某朝某段历史，你能写出像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先生《太平杂说》那样震铄古今的颠覆性文字吗？你能像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那样写出中华民族三千七百年的历史吗？你有黄仁宇先生那样罕见的才华、优美流畅的文笔、独特的视角、充足的史料和非常难得的丰富阅历吗？黄仁宇先生在当代史学界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司马迁在古代史学界的地位，是开一代先河的创新人物。司马迁奠定了纪传体的历史叙述方法，黄仁宇则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著作也可以写得像散文小说一样潇洒优美好看。倘若你像黄仁宇那样精雕细琢《易中天中华史》，恐怕二十年的时间都不够，五十卷都囊括不了我们老祖宗的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否则，你重复他人几十年前炒过的“现饭”有何意义？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比我更清楚司马迁、黄仁宇是在什么情况下码完《史记》《万历十五年》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你肯定熟读甚至背诵，他是受了宫刑，忍受巨大屈辱，才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满腹经纶的黄仁宇当年是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失业教授，一辈子在美国没有得意过，别看他的书后来被许多中国同行奉为经典。《史记》《万历十五年》都是作者身处逆境的发愤之作，而易哥如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中国’花”，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有评论家对着文坛大喊：铁凝女士当了中国作协主席，站位高眼界宽思想成熟，小说越写越好看，比莫言更有资格拿“诺奖”，你信吗？ 　　一个开实体书店的哥们儿对我说，《易中天中华史》远远没有《易中天文集》好卖，更不如之前那些厚重的单行本。写那些单行本时，你还是一个从早到晚捉摸怎样改变命运、迅速脱贫、闯一条非学院派写作路子的普通大学教授，你肯定调动所有知识积累生活积累，使出吃奶的劲儿，反复构思精心选材认真推敲，所以这些书耐看好看。如今你是打个喷嚏就能挣钱的学界和文坛“两栖霸主”，更有无数拥趸围绕身旁，每天清晨一开门，白花花的银子如奔腾之水流向你家，挡都挡不住。否则，你怎敢冒学界之大不韪，以一人之力单挑《易中天中华史》呢。安徽某出版社一位老总丁先生就在微博留言说：“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的精神发生了问题。这样的大历史书，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叫好，却无法自立于史书丛林之中。易老师著作已经等身，引人收藏细读者有几种？与其如此疯狂地写那么多书，莫如五年写出一本书来。” 　　面对种种质疑，易哥你却豪情万丈地说：“《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这是我没写过的，别人也没有写过。”出版商更是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我们希望每卷书能卖三百万册，三十六卷本就是一亿册，这将是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跨时代时刻。” 　　看来《易中天中华史》必须是一部空前甚至绝后的划时代历史巨著。但这是真的吗？《易中天中华史》的质量到底怎样，易哥自己最清楚，广大读者也清楚。即使一时卖得好，也未必直接和质量正相关，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甚至负相关也未可知。一时热闹不等于永远热闹，畅销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