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间中的孩子》的伦敦映像书写.docVIP

论《时间中的孩子》的伦敦映像书写 　　摘要 在《时间中的孩子》中，伊恩?麦克尤恩对20世纪末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通过书写伦敦的内城空间、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作家勾勒了一幅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隐喻了其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也倾注了他对生态与人性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时间中的孩子》 内城空间 第二自然 伦敦映像 主体性 　　一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时间中的孩子》堪为他的转型之作，触及了当代英国广阔的社会政治问题，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极权政治等。本?奈兹认为，此部小说是一则“绿色的生态寓言”，德里克?奈特则断言，小说中蕴含着千禧年“敌托邦”政治图景。李菊花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考察了作品的景观书写，认为小说中呈现的伦敦是一个“后现代景观社会的综合体”，一个物化、极权和末世的地理景观。 　　无论是敌托邦政治图景的描述，还是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伦敦都被言说为一个负面的伦敦映像。作家在小说中对20世纪末伦敦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勾勒了荒原般的伦敦映像。“‘映像’一词与古希腊的模仿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强调艺术模仿自然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诗人在模仿过程中的创造性，映像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融合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反映与建构。”在《时间中的孩子》中，麦氏以伦敦城市为书写对象，既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又有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文学呈现”。在作者笔下，伦敦内城的空间景观与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呈现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病态，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不过，伦敦映像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 　　二 内城空间 　　小说勾勒了20世纪末撒切尔当政期间伦敦的城市景观。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式微，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重困境，社会福利急速下降。撒切尔政府鼓励新兴工商业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越来越拥挤，城市不断发展，出现一些有卫星城市的大都市群，交通拥挤和人满为患成为伦敦内城交通的典型特征。小说开篇对伦敦内城的交通情形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 　　伦敦城市空间蕴意丰富。个体身体成为汽车物理空间的外延与扩展。“困得死死的”、“孤独地坐着”、“呆头呆脑地听”这三个词最为传神。一方面，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商品，在提供交通便利与效率的同时，成为人们获得生活审美慰藉和精神滋养的美学符号。另一方面，以汽车为载体的权力技术又压制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凭借现代权力技术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现代广播电视媒介和舆论实现了对人们心理的控制与操纵， 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得以最终丧失。通过收音机、报纸等现代媒介，主体失去了身体向外扩充与内省意识的空间，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孤独以及人的物化”。城市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出现异化，促成了“城市景观与人的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 　　现代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种控制，也剥夺了某些自由。电视节目在权力技术机制的运作下不断强化其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在小说中，电视参与节目中的现场观众“随时按照要求鼓掌、欢呼”。电视影像等权力技术生产、训练、培养和造就“驯服的身体”，伦敦都市下生活中的人们主体失去了自由与自主。麦氏笔下的伦敦呈现一种文化病态，在撒切尔政府右翼势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裹挟下肆意蔓延。 　　女儿被拐后，斯蒂芬被异质化城市空间同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斯蒂芬拜访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商业街来回走，展示照片，逗留在超市旁边及隔壁药店门口，以一种亢奋难抑的方式进行病态式救赎。此外，他作为儿童作家经常参与官方育儿委员会的会议。它代表着城市的权力空间。它一方面制造生产权力知识，“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监视和规训着委员会成员的童真本我。内城空间中，现代伦敦人被与物质技术所规训，沦为城市空间的附属物和权力技术实践的对象。 　　随后，斯蒂芬在委员会的会议中“回忆着往事”，将读者引向凯特失踪的地点，仅有两分钟路程的一家超市。回顾近代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商品买卖的地点由传统的集市大街向现代购物中心过渡，超市这类城市景观往往模糊地理上交易的不平衡。小说中有一段对超市的描述： 　　逛超市的顾客分为两类，就像部落或国家那样界限分明。第一类人有自己的房子，那是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式平顶住宅。第二类人住在本地一些高层建筑和市建住房中……第一类顾客多是买新鲜蔬菜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