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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访制度定位于权利救济的思考 从封建社会的直诉制度、“路鼓”和“肺石”制度，到1950年信访制度萌芽于成立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定位乃是为领导人收集和传达民意，相当于一个秘书角色，信访制度的设计无疑也是与这一功能相匹配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社会矛盾凸显期已经到来，征地、拆迁等重要领域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信访部门已成为群众维权的重要渠道，于是公民权利救济便成为信访部门的头号任务，民主监督、信息沟通的功能反而退居其次，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其功能之间难以适应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一、信访制度的发展及存在问题 首先，信访部门职责重大繁杂而权力却十分有限。信访部门既要处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与要求，还要受理公民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求决，可谓集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职责于一身。但从《国家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信访部门却没有一项独立的权力。在这种“责重权轻”的状态下，看起来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信访部门那里被接受下来，但最后几乎所有的问题却又都不可能被解决，信访的权威与价值也不得不在这种权责倒错的状态下被逐渐地消磨掉了。 其次，信访案件成因复杂多样而处理方式却极其单一。信访部门权力上的限制性，决定了它处理案件方式基本上只能一味的上传下达，“批批转转”，而不追问事件的成因如何，缘起何处，这实在是一种不得不然的结果。然而，信访部门所面对着的却恰恰是最为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缘由各异，甚至难以预判的各种事件，这一点是所有其它纠纷解决机制所难以比拟的。 　　再次，意在解决、疏导矛盾的信访本身却成了矛盾积聚、上升的通道。信访问题“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言下之意无疑是这些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在基层被解决掉。按照国家信访局的统计，近年来国家信访局信访、省级信访局及地级信访局信访量在不断上升，而县级反而在下降。大门敞开却救济无果的事实，使许多人都在经历着上访 -失望-再上访-再失望的循环，他们逐级上访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逐级“上交”，逐步积累，并最终汇聚于中央一级。交通、通讯的发达，信访条件的改善，使得上访越来越便利，而矛盾上升的渠道却也越来越“畅通”。 第四点，信访作为一种看似廉价的救济手段却在耗费着各种巨大的成本。如果说为公民提供一种廉价的权利救济渠道是信访的目标之一的话，那目前的现状则可以被称作是事与愿违。受理条件十分宽松，层级次数限制较少，加上上访“免费”，使得信访与诉讼、复议、仲裁相比，显示出其经济、便捷、廉价的优势。但正是这种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些许可能，却诱惑着许多人在失常的心态下将巨大的财力、精力、时间掷入其中，为此倾家荡产，甚至付出生命者也不乏其人，其代价已经数倍甚至百倍于其原来遭受侵害而谋求救济的权利了。而上访对国家司法权威带来的冲击，对公民法治意识的削弱等等，无疑也都应当被计算在信访的社会成本之中。 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思考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的出现并长期存在绝不是偶然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且不论这句话是否为绝对的真理，但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并存在肯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该新事物就不会出现并存在。信访制度的出现亦然。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 首先，信访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符合我国宪法要求，也是我党最根本宗旨的体现。权力是天下公器。器之为公，说得便是民心民意是根基。我国 《宪法》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 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由此，信访便有了宪法依据，后经国务院《信访条例》加以具体化，形成了今天完整的信访受理、接待、处理制度。 其次，信访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了不同的使命，是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秘书处工作，到文革以后的平反工作，到现在充当政府联系老百姓的桥梁和纽带，信访在履行其上传下达职能的同时，也越发承担起了社会稳定风险保障的功能，同时弥补了司法救助和行政指导下救助的不完善性。 第三信访制度为公民的利益申诉和求决搭建了一种行政平台。根据有关调查，当前民众上访主要是有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乱收费、地方官员腐败以及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与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使紧密相关。信访制度为民众申诉、求决提供了平台，随着现代高科技的逐步运用，信访的形式已不在于限于传统的来信和走访，网上信访，网上投诉逐步成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