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灭义渠和秦统一的关系.docVIP

秦昭王灭义渠与秦统一的关系 　　战国时期，义渠是秦国西北边境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秦与义渠战和百年，仍只能以蚕食策略，逐渐削弱其势力。这威胁到秦后方的稳定，阻碍了统一中原战略的实施。到昭王时代，秦国强盛，民族融合加强。秦昭王与宣太后亲自设计刺杀了义渠王，最终出兵灭掉了义渠。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使得秦占领了义渠的领地，并对其进行开发，获取了经济利益。秦国建立起了完整的西北防卫体系，实现了稳定。这不仅是秦统一西北的关键一步，更为东进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条件。　　秦与义渠的百年战合，体现了民族融合趋势下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　　秦国地处西陲，常与周边少数民族争战，义渠正是秦统一西北、划定边界必须收服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国家。　　义渠历史悠久，《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泾阳出土青铜器上的义渠国族徽更可佐证其至少在殷末已建国的历史。《逸周书·史记解》云：“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王会解》又载周成王时，“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虽然《逸周书》中有战国人编撰的内容，但基本反映了义渠归附西周与纳贡的情况。此后周穆王伐犬戎，“迁戎于太原”，太原即固原、平凉一带，周即以此备边，“荒服不至”，未再见义渠与西周往来的记载。周衰，犬戎等趁虚而入，义渠也随之东进，在渭北不断发展，开始了与秦的百年战和。　　秦秉持着“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宗旨不断征伐周边少数民族。春秋时，“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赵灭代戎。韩、魏灭伊洛、阴戎，“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越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义渠此时势力极强，其活动区东到洛河东岸魏长城外，北达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包括鄂托克旗及鄂托克旗前旗诸地，西到贺兰山以东，六盘山、陇山以东一带，南与秦相邻于泾河上游止于旬邑、彬县，其以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4省交界广大区域为活动范围并筑城自守，抗衡中原诸侯国。义渠的强大无疑成为秦西北大患。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但到公元前430年，“义渠来伐，至渭南”，深入到了秦国中心区。秦与义渠多在洛水流域交战，但此时秦在与义渠交战中仍处下风，直至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公元前327年，义渠称臣，但仍有强大实力。　　义渠势力强大，只因内乱才臣服于秦，后又反叛，秦只能蚕食其国。最终，秦昭王在甘泉宫诈杀义渠王，并伐其残部，完全占有了义渠泾北之地。横跨4省的义渠国灭亡了，秦将西北边界推至了内蒙古、甘肃一线，直接与匈奴相对。昭王在此筑长城备边，闭合疆域而成“四塞之国”：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　　义渠被灭正表明昭王统治下的秦国具备强大实力，加之民族融合趋势的加强，统一已成必然之势。　　昭王统治下的秦国实力日强，为灭义渠创造了条件。如昭王平定巴蜀，保证了秦国军需供应和战略计划实行；昭王在灭义渠前夺取了许多重要城市，如宛（今河南南阳）是著名的冶铁和商业中心，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是中原水陆交通中心，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盐业著名。秦昭王夺取这些地区正为消灭义渠，乃至东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秦昭王灭义渠还体现了民族融合趋势下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义渠在与中原文明接触中受到熏陶，战国初即筑城自守，现今遗留的古义渠城址范围大，地势险，文化层堆积很厚，这正是其打破游牧常规，采取长期定居生活方式的反映。不仅如此，在西起甘肃永登、南至宁南、北达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广大区域中，自发产生的青铜文化，即义渠与秦长久接触和交往所创文明的发展水平相当成熟，既有游牧民风，又有与关中完全相同的秦文化遗存。义渠国君则早就和中原诸侯相似，参与朝会了。《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泾北有义渠之戎……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秦昭王时义渠王便“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昭王母子用计牵制义渠，确保后方稳定的同时，与其建立了血缘关系，两国有了进一步的交融，也正因此义渠甘心臣服于秦而放松了警惕。义渠被灭后，残部西迁到居延等地继续生活，大部分的义渠人留在原地与汉族融合在一起。秦律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拉拢有明文规定，这更为实现共同统治构建了法制平台。《法律答问》云：“可（何）谓赎鬼薪鋈足？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即当判处鬼薪鋈足的人如果是少数民族首领，应许赎免。又：“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即犯了耐罪以上的也可赎。可见秦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优待首领、团结统治者的。不仅如此，秦还推出变羌遗为华裔的政策。《法律答问》载：“可（何）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