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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鲁迅精神辩 　　一、序言 　　1 　　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这三篇文章一出，如同石破天惊。特别是王朔的那一篇文章，他作为目前国内顶尖级的小说家，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却以全面否定的态度看待鲁迅。让人吃惊不少。他为什么要这样看，他这样看的依据在那里？所以，文章一出，就是轩然大波。 　　首先是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他们搞这个专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 　　随后，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梦阳教授针对王朔的《我看鲁迅》，写了一篇《我看王朔和鲁迅》回应。他说：“你丫（这是王朔常用的字眼儿，陈村也借用过）坦然承认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地说出了许多别人不敢说或不便说的真话，的确挺可爱。不过，倘若总以‘无知’自命，甚至自诩、自傲，及至称霸，以为‘无知’即可胡言乱语、横冲直撞，则会走向反面，变得不可爱了。” 　　他们的批评很重要，但却又都让人觉得还是批不到点子上的遗憾，也许，他们是要给那些著名作家留下点儿面子，心存一点仁念。王朔们需要通过轻侮名人的手段来衬托自己的高明吗？他们已有足够的名气了。王朔们有“无知”与“无畏”壮胆，说出来的就是真话吗？也许他们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但未必是“真话”。因为，“真话”这个词，在人们头脑中，有真理的含义。 　　2 　　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鲁迅针对他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写下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鲁迅认为，林语堂所提倡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还是暂时缓行为好。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是“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所以，在谈论鲁迅的时候，就应该秉承他的这种勇猛。 　　林语堂《悼鲁迅》中，把鲁迅描述成“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的唐吉诃德式的可笑人物。表明林语堂是一个很不错的漫画家，但不表明他笔下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甚至也不表明这就是他心中真正的鲁迅。林语堂作为一个与鲁迅交锋过的人，道理上驳不过对方，但又认为自己没有错。论敌故世了，自然不便谈相互间争论的谁是谁非，为了对世人有个交待，绕过争论本身，在争论之外谈对方之为人，是更讨便宜的自辩。 　　但鲁迅的战斗精神，绝不是他个人好勇斗狠的个性使然。《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于1925年月12月，在1926年1月发表。正是中国国民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战斗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1925年，国民革命军消灭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军队。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全境。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出师北伐宣言》。一连串的战斗，把大革命推向胜利的高潮。 　　北伐宣言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宣言用词文雅，但字里行间，充满慷慨激昂的战斗激情。宣言执笔人投笔从戎时的英雄气慨，仿佛迎面袭来。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北伐军将士的足迹，唱遍全国。 　　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即使是在上海租界内的文人雅士，还可以优哉游哉地品尝着咖啡，奢谈绅士涵养吗？不仅鲁迅在骂人，骂鲁迅的人，也不少。那是一个战斗的年代。 　　3 　　三篇文章中，以王朔《我看鲁迅》那篇最具打击力度。他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谈起，对鲁迅的人格、思想和精神，作了全面否定。文学成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历史上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作品，现在读来其实也是索然无味，时代变了，不喜欢鲁迅的文学，那不奇怪。而人的性格，不是决定一切的。世上性格相同或相近的人，多了，但鲁迅只有一个。最终决定人所以为人的，是人的理性。王朔认为鲁迅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大有可疑的”问题，就真是让人觉得可疑了。更糟糕的，王朔认为鲁迅即便有思想，也不是什么好思想。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