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学生刺杀周作人.docVIP

1939年，学生刺杀周作人 　　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周树人就是鲁迅。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弟弟周作人在抗战时期沦为文化汉奸，天壤之别。 　　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不久，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1923年，二弟周作人与鲁迅绝交。鲁迅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从此，周作人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一 　　1939年1月1日，八道湾11号发生过一起刺杀周作人的案子。 　　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这时，工役徐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周作人接过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要进来两个学生，沈启无便从桌子的对面，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一个学生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个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见两个学生进了客厅，周作人站了起来。 　　就见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 ”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 ”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倒地。 　　学生得手后，赶忙向外跑去。周作人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站起来跟了进来。 　　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就跟在行刺的学生后面，拦腰抱住，双方扭打起来。 　　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儿取暖闲谈。大家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打了起来，便进来协助，大家扭成了一团。 　　没想到学生有后援，开枪相助，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于是，三名刺客从容向西，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和方秉贵，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周作人、方秉贵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刺杀事件发生后，工役徐田11点左右到北平内四区17段报案。伪警察接到报案后，一面赶赴现场，一面电传各区警察，对城门、火车站、汽车站及西北城区加强检查，缉捕凶手。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就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今沙滩北大红楼）的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的话。 　　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来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出门时，侦缉队员也不离其左右。 　　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人始终没有侦破。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为什么引来杀身之祸呢？ 　　事情是这样的，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这让许多人为他担忧。 　　1938年8月，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收到一封由伦敦寄来的热情诗信。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诗信中写道： 　　臧晖先生昨夜作了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臧晖是胡适的自称。这是过去北京大学的同仁，也是老朋友的劝说，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 　　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意思是说自己因为要顾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书斋做乱世中的隐士了。 　　其实不然，周作人并没有做隐士。 　　1937年底，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周作人的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成了汉奸。他请周作人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