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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餐食”：一个软件改变世界 全球化饮食：玉米面来自南非，鱼罐头来自中国，餐费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莱索托马萨彭，厨师正准备为孩子们分发食物。 　　想拯救世界的人，不必前往某个陌生的大洲，开始一段新的冒险。相反，他可以舒服地坐在某个咖啡厅的角落里，喝着饮料，吃着三明治，手里握着他最爱的手机。 　　如果所有坐在公交和地铁上，咖啡馆和餐厅中，沙发、床和马桶上的人，都可以在盯着他们的手机屏幕，阅读和分享文章，玩着游戏时，顺手捐个款――不需要捐很多钱，只需要世界上某个贫穷国度的一个孩子一天的饭钱，也就是说40欧分（约合2.8元人民币），会怎样呢？ 　　这笔钱就足够了――对于在援助组织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赛巴斯提安?斯特里克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他清楚地知道40欧分这个数字是如何得来的：选择食物，估计价格，做好乘法，加上交通费和食品储藏费，最后将总数除以需要食物的孩子的数量。斯特里克很吃惊，拯救一个孩子的价格是如此之低。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呢？如果可以很方便地搜集这样微小金额的捐款，唯一需要的工具就是人们从不离身的手机呢？ 　　饥饿是地球上最大的问题之一：7.95亿人吃不饱，全世界每年都有310万幼儿死于营养不良，所有死亡儿童中约一半死于饥饿。很多致死原因都很复杂，例如战争无可避免，恐怖主义很难预料，环境污染也很难弥补，饥饿却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一个软件带来的捐赠界变革 　　33岁的斯特里克穿着蓝色牛仔裤、白衬衣和耐用的鞋子，仿佛想去徒步旅行。他很高大，一头褐色短发，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他完全适合出演一出浪漫喜剧，而贝恩哈特?科瓦奇可以出演他的一位好友，不如他那样亲切友好，但极其彬彬有礼。大部分时候，他都让斯特里克发言，他们一起开发了这一“改变世界”的手机程序――至少他们是这样宣称的。 在手机屏幕上点击两次，就已经为非洲饥民捐了40欧分。捐款后可以看到一个微笑的孩子向你道谢，并可以在脸谱网上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善行。 “分享餐食”软件开发者赛巴斯提安?斯特里克（左）和贝恩哈特?科瓦奇 　　2004年，斯特里克和科瓦奇在维也纳读经济学专业时相识，毕业后两人都做过企业顾问，后来在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组织全世界饥饿儿童的食品供应。他们整夜蹲在斯特里克位于科罗纳里大街的公寓里开发“分享餐食”软件。自2015年夏以来，这款软件已经可以在德国苹果应用商店中免费下载，可谓捐赠界的巨大变革。 　　不知何时起，捐赠成为了中老年人的差事：德国捐赠总数中只有12%来自40岁以下的捐赠者，60岁以上人群的捐赠额占到总额的一半以上。新闻中提及某个捐赠救济机构的名字，显示数字，同时播音员也念出账号和银行编码。只有沙发边放着纸笔，写字桌上有汇款单的人，才能捐款，这就导致很少有年轻人参与。而“分享餐食”软件深受年轻人喜爱，约90%的用户都不到45岁。这一软件的理念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能够让年轻人维持自己喜欢的行为方式：数字化，手机操作，随时随地，迅速完成。斯特里克投入资金，不断减少捐赠一次需要点击的次数，最开始需要点5次，现在只需要2次，饭钱就给好了。 　　只需要弯曲一根手指，就能做件好事。有个概念生动描述出这种援助方式的特点―― “懒人行动主义”，即在网络上活跃参与公众议题，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关心。但是决定以智能手机用户为目标对象的人，不能只是简单地用数字渠道代替传统渠道，还要给用户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红心、赞、自拍和主题标签组成，不时出现一张摆得极其漂亮的午餐照。那么，如何将这个尽情展示自我的世界和为非洲孩子募捐的活动联系起来呢？ 　　“分享餐食”位于柏林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积极评论过“分享餐食”软件的政治家和其他名人的照片：在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旁边，挂着女演员卡洛琳?赫弗斯（Karoline Herfurth）和婕拉?哈斯（Jella Haase）的照片。社交媒体编辑将脸谱网最新点击量打印在三角旗形状的纸上，张贴在办公桌上方。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关注度是最重要的。“分享餐食”和其他创业公司共用一层办公楼，斯特里克及其同事想拯救世界，旁边办公室中的职员则想为狗主人开发一款约会软件。这里的办公环境看似简陋，但格调雅致，混凝土地面上铺着波斯地毯，天花板下的霓虹色线缆清晰可见，茶水间可以煮拉面，每个插座上都有一根充电线。 “分享餐食”办公室里挂着称赞过这一软件的名人的画像。 这些学生从收音机中获知，他们的食物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从未听说过饥饿救济软件。 　　莱索托离这里很远，先要飞11个小时到约翰内斯堡，再辗转飞到马塞卢，然后经过约7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位于莱索托西部的马萨彭小学。莱索托国土完全被南非包围，位于高山之上，因此又名“天上王国”。实际上，莱索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