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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测定仪：为食材验明正身 　　一个寒冷的冬日，在城里某家美食广场，你和朋友们围坐在火锅旁，一起分享着热气腾腾的食物。突然，你对服务员刚端上来的一盘涮肉心生疑虑，用餐刀切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片放到掌上测定仪中，几分钟的等待之后，“小尾寒羊，公羊，肉质新鲜度一般，未检出其他肉类成分”，不带感情的机械女声慢慢报出结果。你和朋友们一边继续享受惬意的美食，一边感叹曾一同经历过的，让每个人都留下惊心回忆的“貂羊肉、狐羊肉、鸭羊肉、猪羊肉”时代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未来会是这样的神奇吗？手持一个DNA条形码测定仪，即能利用基因检测技术，迅速鉴别包括肉制品在内的各种农产品是否掺假。致力于DNA条形码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们认为，这样一个简便、快捷的仪器离我们并不太远。 　　无法伪造的身份证 　　科学家认为，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来看，物种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基因的差异，即在DNA序列上的差异。因此，当我们测出一份样本中的特有DNA序列后，将它与已经测定完成的序列相比较，就可以知道该样本是否属于某个已知物种，而不需要再利用传统的鉴定方法进行鉴定。 　　中国科学院生物局的专家告诉记者，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就是利用标准基因片段对物种进行快速和准确鉴定的新技术，与超市收银员扫描商品上黑白纹相间的条形码原理一样，但这种条形码并不是印在物品上的，而是存在于动植物的DNA中，就像物种的“身份证”编号。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赫伯特（Paul Hebert）于2003年提出这一概念后，DNA条形码已成为生物学领域发展最迅速的前沿学科之一。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基因CO1（cytochromecoxidaseI）由于其引物通用性高、长度合适、进化速率较快、可以区分近缘物种等优点，已成为较为理想的动物DNA条形码。随后，赫伯特等人发起了“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the 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该计划的目标是5年内获得至少50万个物种的DNA条形码标准序列，并建立通用易用的实验标准和数据平台。中国于2008年与iBOL计划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成为世界上的4个中心节点国家之一。 　　在此之后，DNA条形码技术作为新兴的生物分类学工具，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会、中科院联合资助了50多个项目，总经费约1.2亿元，支持开展生物DNA条形码数据采集、标准规范和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生命条形码计划实施的主力军，积极承担并开展了生物DNA条形码方面的科研工作及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目前，中国有70多家科研机构开展了生物DNA条形码的研究工作。 　　由于植物线粒体基因进化速率较慢，CO1基因不能用做植物DNA条形码。从2005年至今，美、英、韩等国多个研究组提出了若干个植物DNA条形码或条形码组合的动议。2009年8月，国际生命条形码联盟（CBOL）植物工作组推荐rbcL+matK组合作为陆生植物的DNA条形码，在同年11月被第三届国际生命条形码大会确定为核心条形码。由于该组合条形码尚存在研究样本量偏小和物种分辨率低等问题，大会建议trnHpsbA和ITS作为辅助条形码，并在2011年最终确定通用的植物DNA条形码。 　　中国科学家在植物DNA条形码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全国19个科研院所和高校62名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国植物条形码研究团队”，深入开展了种子植物DNA条形码的研究。研究团队根据对主要来自中国的种子植物75科141属1757种共约6286个样本（每个种至少2个样本）的四个DNA候选条形码片段（rbcL， matK， trnH-psbA和ITS）引物通用性、序列质量和物种分辩率等的综合分析，发现3个质体DNA候选条形码片段具有较高的通用性；核糖体核DNA候选条形码ITS在被子植物中的通用性较高，而在裸子植物中稍低。研究还发现，ITS具有最高的物种分辩率，与3个质体DNA条形码片段的任何一个组合均可分辨69.9%-79.1%的物种，显著高于rbcL +matK条形码组合49.7%的分辨率。此外，ITS的部分序列ITS2也表现出较高的物种分辨率。 　　革命性的应用前景 　　国际上，DNA条形码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物种分类和物种鉴定上，科学家用它来发现新的鸟类、鱼类和昆虫品种；海关的专家们用它来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 　　然而在中国，DNA条形码在以最新的分子技术鉴别混伪农产品，打击不法企业用低价甚至有害的产品冒充高价产品进行销售，维护消费者利益和市场秩序方面显然有着更加迫切的应用。不论是一块肉还是一根草，不论怎么粉碎、染色、加工，不论是切成片还是磨成面，只要采用DNA条形码技术，就可以一眼识别出它的本来面目，真的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