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人”的谱系学：颓圮的心灵史.docVIP

“废人”的谱系学：颓圮的心灵史 　　前 言 　　张清华 　　在中国传统的人格范型中，“废人”似乎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中国文化中一方面有着非常颓废的因素――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人又有来自儒家的非常坚忍和顽强的品性，一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感慨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废”在我们的先人那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司马迁式的“因废而立”的坚韧人格；另一种才是贾宝玉或者西门庆式的“因贵而废”的反叛或者堕落。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儒道互补、禅宗思想等这些复杂的文化根脉，赋予了中国读书人以一种复杂的人格构造，达而兼济，穷则独善，进退有据，用废平衡。这使得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而纠结的取向――既不肯有彻底而真正的废，又喜欢标榜或兜售一种“精神上的废”，所以在诗歌中便生出了一种千古不衰的颓废情怀：“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说中国诗歌与文学中有一种天生的颓废气质或者颓废美学也不过分，但也正因为这种“废的美学化”，使得中国人关于文化意义上的“废人”的人格内涵，反而显得并不明晰。因此自魏晋时期兴起的“游仙”与“饮酒”主题，在李白等唐人的笔下虽然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没人真正将此看成是一种颓废的东西，而是将之合法化地解释为了一种“诗仙”的气质和做派。 　　这是颇有意思的：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颓废”有着不容置疑的美感：无论是表达世俗意义上的哀伤（如李煜），还是哲学意义上的绝望（如陈子昂和张若虚），还是兼而有之（如李白），都是一种“高级”的主题和美学的显现，有着先天式的优越；而在小说中，将颓圮或者废弃人格的合法化处置，也是通过哲学或者佛学的升华――在贾宝玉那里，是通过“繁华”与“大荒”的轮回，在西门庆那里，是通过“由色入空”的交替来实现的。 　　在现代以前的西方文学传统中，似乎同样很难找到典型的“废人”人格，如果说有，那也是与“狂人”并生和联系着的，可以追溯到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典范人物。近代以后，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照耀，在那些相对“落后”的文化中，就出现了一种“废的人格”――俄罗斯文学中之所以有大量奥勃洛摩夫式的“多余人”，便是废人文化现象的持续迁移；连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们自己，也有了种种“废人”式的表现，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死于“决斗”这样一种几近无聊的文化，便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证明。 　　奇怪的是，西方的“废人”传统与现代中国的“废人”人格就这样相遇了――通过俄罗斯的“多余人”形象，他们来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变成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当然，更复杂的是变成了鲁迅笔下形形色色的人格残损的“旧人”与迷茫无望的“新人”。他们化身为农民，如阿Q；旧知识分子，如孔乙己；也化身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如狂人，如魏连殳与吕纬甫，甚至也还有作品中时而出现的无望的“我”。鲁迅在新旧文化的交集过渡中，发现了文化的内在死亡与断裂，这种死亡、毁弃和断裂正是“废人”人格出现的原因所在。与鲁迅同时发现“废人”的郁达夫所描写的“零余者”，试图在个人的废与民族国家的积弱之间找到一种隐喻关系，所以他让自己的主人公在醉酒嫖妓之后投海自杀，临死前甚至还说了一句：“祖国，你快强大起来……”本是典型的忧郁症表现，因为难以排遣的自卑与沮丧，还有无法自拔的颓废与抑郁而死，却偏要赋予其一种“意义”。这应了杰姆逊的说法，“在出自第三世界的一些叙事中，人们总是喜欢把个人的创伤或悲剧，解释为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某种寓言。”但无论如何，从鲁迅和郁达夫开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废人”人格诞生并且清晰了起来。 　　这种废的特质，到了钱钟书笔下似乎又有了新的发展：方鸿渐与赵辛楣一般新式的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把五四新文化所推崇的那些东西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和人格支撑，而是衰变为了一群新的废物――不止没有过硬的知识与文化素养，在人格上也沦落成了骗子和混混，所谓的“克莱登大学博士”虽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恰恰是这种略含夸张的讽喻之中，让我们看出“海通以来西洋文化在中国的两件长存不灭的东西，即鸦片和梅毒”说法的另类式的形象和深刻。五四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鸦片和梅毒这些东西却是拔也拔不掉。新文化的神话通过这些废墟化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无声而无争地宣布了其悲剧性的崩毁与衰变。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革命时期的文学中很难找到真正“废人”的例证。或许是政治伦理压抑了人性中的复杂因素，人物变成了更为简单的“好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