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docVIP

“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1928年夏秋之际，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东京附近江户川畔的一方斗室中，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写作。几乎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笔墨追忆、记录自己过往的人生之旅――写下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文学写作。这一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我的幼年》，接下去《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自然底追怀》《北伐途次》等后续之作不断问世。自传写作成为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间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归国之后，他继续了这一文学写作活动。因为叙述的时序轨迹，内容更加靠近他亲历的现实生活场景：《由日本回来了》《前线归来》《抗战回忆录》…… 　　郭沫若传记作品的每一次发表或出版，几乎都会引起极大关注。《黑猫》在《现代小说》月刊甫一发表，尚未容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就被盗印编入几个郭沫若作品集出版。《申报》为连载《在轰炸中来去》提前连续两天专门刊出发文预告，且特别声明获得了独家发表权。《跨着东海》在《今文学丛刊》连载，不但列为首篇，而且将篇名印为封面，署名作“郭沫若等著”，以致至今有人据封面以为该辑丛刊是郭沫若的个人著作。《北伐途次》更甚，还在《宇宙风》连载之中的时候，即有了盗版的单行本（当然是文本不全的）印行。这些情况，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郭沫若传记作品受图书市场及读者欢迎的程度。 　　我曾对3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十种郭沫若作品选集本做了一个考察，得到这样一些数字：5种辑录有传记作品，其中两种选录的主要篇目是传记作品；另外5种因辑选作者早期作品而未能收传记作品，但均选录有“身边小说”（即描写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包括“身边小说”）、散文、自传这三类体裁的作品最为编选者青睐。这虽然是编选者们具有专业偏向的选择，但已经带有一些文学史阅读的意味了。 　　然而，当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之后，郭沫若尽管被尊为新文学的一个大家，但在对于他的文学史叙事中主要只涉及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他的传记写作甚至没有被提及。只是在郭沫若研究成为一个学科领域之后，才有了对于他传记写作的关注与研究。个中原因很多，譬如，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诗歌、戏剧创作的文名盖过了其他。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与真实的文学史阅读状况相去甚远。其实，有很多人对于郭沫若的文学认知和了解，是从阅读他的传记作品开始的。应该说，阅读郭沫若，不能不了解他的传记写作，不能不读他的传记作品。 　　把个人回忆做成历史文本 　　现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总计20卷，其中传记作品4卷。在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郭沫若那样，在其作品库中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传记作品，而且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郭沫若那样是在创作的高峰期就开始并大量创作了自传作品。人们一直以来似乎有一个含混的认识，即觉得在郭沫若的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之间，存在一个文学创作的低谷甚至停顿期。其实，这是因为忽视了他的自传写作。20年代的新诗、30年代的自传、40年代的历史剧，将郭沫若在这三个时间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文学写作活动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就之所在。 　　远离了国内社会生活的现实，应该是郭沫若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转向历史范畴的重要原因，因为缺少了那种曾经时刻伴随他的激情体验和诗意的冲动。但是郭沫若何以会在转向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写作自传？如果把他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创作这样两种不同的写作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郭沫若曾在一篇自传散文的文末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减轻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中竭力去寻找湮没于甲骨残片中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他却把记录下自己人生历史的文学写作当作一个卸下记忆负担的过程。这是一种颇耐人寻味的心境。 　　自1928年初开始的流亡生涯，是郭沫若正处在40岁前后的一段时期，就人生旅途来讲，应该还没有行走到一个需要去回首往事的阶段。不惑之年的前后，正是一个人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段，郭沫若和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正在表明这一点。尽管他在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述似乎远不如他在五四新文坛的诗歌创作那样声名大噪，但这无疑是其人生行旅中的一段值得书写的精彩。与此同时，郭沫若却用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或者说他沉浸在书斋的“安贫乐道”中却有这样一份心情去追忆往事，发怀旧之幽情，其原因何在呢？ 　　生计所迫，是郭沫若撰写这些文字的一个起因，这一点毋庸讳言。这是那个时代文学家的不幸，也是他们的无奈，对于流亡日本，还要维持一家生计的郭沫若来说更其如此。在一些保存下来的郭沫若与一些杂志、出版社编辑谈约稿、撰稿、发稿之事的往来书信中，记录了不少谈稿酬的事，也不乏讨价还价之举。譬如，1932年7月23日，郭沫若致叶灵凤的信中谈到《创造十年》的稿酬写道：“我的条件是”，“后编于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