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集体集权浅析新中国大型主题性群雕中的集体创作》.docVIP

浅析新中国大型主题性群雕中的集体创作 一、 集体概念的由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心理学家面临着改造以个人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心理学并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任务，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心理学自然也在改造之列。所谓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是以欧美社会心理学为主，以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当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群体分类时，同依附于西欧思辩哲学的传统社会心理学自然会有所区别。如果说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是从个人出发、研究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的话，那么苏联社会心理学便是从集体出发，研究集体制约下的个人行为活动的规律以及集体本身的心理特征。他们强调集体是群体发展的最高形式，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大可能产生像集体这种高级类型的人类共同体的，最多只能产生集体的雏形，而真正的集体组织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产生。所以，本文将对集体创作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型主题性群雕作品中。当然，在中国近现代乃至古代雕塑中，也可见大规模群体的创作活动，例如秦始皇陵兵马俑、霍去病墓石雕以及各大石窟、寺院的开凿、修建等等。但试想一下，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被视为从事“皂隶之事”的“雕”匠和“塑”匠又怎么可能会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可言，被集中起来的工匠只有听之任之，精神上的唯命是从换来的是肉体上的相安无事，否则，招来杀身之祸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自民国以来，尽管出现了一批留洋归来的现代意义上的雕塑家，但人们对雕塑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过去对雕塑的传统认识上。例如，1925年李金发回国后，“许多人还以为他是刻象牙图章的”； 陈厚诚著，《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16页。1933年刘开渠从法国回到杭州时，警察来到他家，“再三嘱咐他到塑泥菩萨处登记”。 程丽娜著，《人生是可以雕塑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2页。由此可见，虽在政权上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思想上的枷锁似乎还在无形中束缚着人们的认识。这批中国现代雕塑的先行者们通过不断地创作、宣传和教学等途径，才逐渐地使人们接受了作为艺术家身份的雕塑家和作为艺术品的雕塑作品。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加之抗战的爆发以及大型雕塑本身繁复的制作过程和有限的雕塑家数量，所以 陈厚诚著，《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16页。 程丽娜著，《人生是可以雕塑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2页。 二、集体创作产生的原因 先说一个有趣的事例，1915年，我国雕塑界泰斗式的人物江小鹣从法国学成归国，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雕塑家陈孝岗。他们抵达上海，两人道别时，“孝岗莞尔曰：若不与君再会沪上，则废吾艺矣。” 陆建初著，《人去梦觉时：雕塑大师江小鹣传》，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73页。陈孝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江小鹣在巴黎求学期间在铸像厂做工数年以供学费，也因此精于铸技。而陈孝岗呢，只专于雕塑而不能铸像，这看似一句戏言，也道出雕塑这一行业在制作程序上的繁复和合作的重要性。类似铸铜的问题，1939年刘开渠在做《王铭章骑马像》时也同样遇到过，当时刘先生在成都竟找不到一家知道如何铸造雕塑的工厂，他只得高薪聘来翻铜的老工人共同研究，经过多次失败反复才最终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关于雕塑铸造的问题对当时的雕塑家来说还是很棘手的。从广义上来说，除一些小型的架上雕塑外，绝大多数雕塑尤其是室外的大型雕塑都少不了集体的参与。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从设计到制作、再到翻铸，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在我看来，这些过程都可以看作是集体创作的一部分。狭义上来说，所谓集体创作，则更多地指向泥塑阶段的创作，因为这一阶段既是整座雕塑实体部分的第一阶段，也是作为雕塑家这个群体最擅长、最能体现“雕”和“塑”概念的阶段，所以本文对集体创作的研究也主要针对这一阶段。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阶段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因为雕塑家不可能完全关起门来封闭式创作，而在创作过程中又少不了针对作者和作品的汇报审议工作。所以说，在此所区别出的狭义虽将集体创作限定在 陆建初著，《人去梦觉时：雕塑大师江小鹣传》，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73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大型主题性群雕多为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的任务或定件，由于多建于公共空间，体量较大，且有明确的完成时间，所以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而集体创作呢，得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助手等相关人员共同工作，既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又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因此，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的自觉和必然性。其次，在1953年被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的两本著作——理论家B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