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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史 - 科学史总论 : ?劳埃德新科学史观的启示加入时间: 2003-05-27阅读次数： 1873 次 劳埃德新科学史观的启示龚旭 　　劳埃德爵士此次担任竺可桢讲席的首任讲席教授，集中三周时间，共举办了8场系列研讨和一次主题演讲。主题演讲的题目是《论科学的起源》，8场研讨的主题则分别是：天文学的目标、数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希腊-罗马和中国的技术、动植物研究及其在科学思想中的意义、疾病与人体理解、地理·历史的知识的扩展、科学的语言、科学与社会。他的讲授涉猎广泛而用语严谨，思想睿智而谈吐风趣，从古希腊、古巴比伦到古代中国，从数学、天文、地理到动植物、医学、技术，从表达科学的语言到科学赖以植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横跨史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科学史等诸学科而游刃有余，给中国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理解和讨论交流的机会。大家或许有着各种收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劳埃德教授科学史研究的思想与方法，集中体现于他再三强调的他的新科学史观。　　从第一讲始，劳埃德教授就提出其新科学史（new history of science）观，并将之贯穿于整个讲席之中，在最后一讲的结论里，他回到这一出发点并予以了再度重申。他认为，要了解何谓科学，最好先回顾历史。通过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这两个不同文明中科学活动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复杂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结构对人类认知自然的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具体考察了古代世界的这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研究与制度间的持续张力，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可预见性、思维惯性的作用、欲将已有理论推而广之的普适化雄心等因素对两者研究活动的影响，并认为这些因素至今仍在对科学起着作用。劳埃德教授用下面三个命题概括其新科学史观，即：（1）好史学能解决哲学问题；（2）古人不是今人；（3）古人不蠢。以下，就来理解他的这些命题。　　关于何谓科学的问题，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常常从不同角度各执己见，实在论者、非实在论者、社会建构论者、文化决定论者、文化相对主义者等等为此争论不休。但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可能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为，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所谓科学其内容、形式、方法和作用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全面了解科学，包括科学的本质、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到科学及其文化、社会、制度背景的关系等等，就应当研究历史中的科学。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科学无疑是普遍的，因为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以及人们的基本认知能力都是普遍的。但为什么在古代和现代社会，我们实际所发现的却是信念体系的多样化呢？不仅在宗教、美学、道德等领域中，而且在关于自然界的信念体系方面，不同的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特征。那种仅仅以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来解释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决定论也不能合理解释文化体系内部的变化。事实上，劳埃德不主张任何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即，以为社会、文化或政治环境决定科学。他认为，科学与社会间的影响是双向的，科学家在影响社会的同时，也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比如，在古代世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希腊人，他们都观察天文现象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其研究的根本目的、基本内容、理论与方法等等，却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要对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其德行还应当体现天地人的宇宙和谐，因此，了解和预测天象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自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对天的研究所设机构一直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钦天监或司天监），制定精确的历法和预测异象是其首要任务。他们研究历法、日月蚀、行星运动及不规则现象，从长期而连续的天象纪录出发，预言周期性的天文现象，并得到统治者稳定的支持。其优点是研究的稳定性和观测的延续性，但这种官方机构易于僵化，并且要求研究服从于政治权威。有时，钦天监对日月蚀预测的不准确，并未作为其天体运动模型失败的证据，促进对原有的理论加以修正，反而成为皇帝德行的标志。 　　而古希腊的天文研究则不同。希腊的研究者不为统治者服务，因而也就得不到来自国家的稳定支持。他们大都以教师为业，公开讲演与辩论、发表不同凡俗的观点是吸引学生和建立自己声望的重要手段。研究者们这种面对面的激烈交锋，也是以当时希腊的政治和法律辩论为楷模的。这就导致了古希腊人勇于挑战常识与传统，追求创新，在公开场合锻炼自己的论辩技术和公然张扬批判精神--既认真审视别人的论点，也努力完善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严格的证明的方法发展起来，即，从不需证明的前提（公理）出发，运用有效的演绎推理，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反映在希腊的天文研究方面，其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揭示天体运行的规律性；研究方法则是通过运用证明方法构造几何模型，以解释表观天体运动的不规则现象。 　　对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天文学的比较研究表明，对同一自然对象的研究可能很不相同，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