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制知交易的自律机制上.doc

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　　一、综合性证券机构与知情交易 　　从各国管制知情交易的实践来看，加强和完善对知情交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无疑占有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证券交易日益复杂化和高科技化，知情交易活动也日益隐蔽，如何使管制知情交易的法律更为有效，乃是各国法律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知情交易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有使证券市场的交易者特别是广大的企业都自觉地不去进行知情交易才能真正地达到管制的目标。 　　在现实中，大型综合性证券公司或银行，由于从事不同类型业务而常常可能使其处于某种利益冲突的地位。例如，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其业务既包括收集、发现有关证券的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同时也包括为客户提供咨询意见。当证券咨询公司获得某一内幕信息时，其利益冲突就可能出现了：一方面，根据知情交易的立法，他不得将此信息泄露，也不得自己从事有关交易，否则就可能构成犯罪而受到惩罚;在另一方面，根据其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义务，他必须为其客户的最大利益服务，披露一切重要的信息，以使客户的利益受到维护，否则就可能因构成违反合同或被信任者义务而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一家综合性的证券公司来说，它一般在内部既没有负责收集、分析信息的部门，同时也设有负责咨询、投资或其他信托业务的部门。前者收集信息，包括内幕信息，后者利用信息。由于这些综合性证券公司在市场地位、资金占有、人力资源等方面均远远超过个体投资者，在信息占有上更拥有明显优势，因此，是最容易发生知情交易的单位。从管制这些大型综合性证券、金融公司入手，应当是管制知情交易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二、“长城”制度的概念与演变 　　“长城”制度是指综合性证券机构或金融公司内部制订的一系列内部政策或规定，其目的是控制或隔离不同公司部门之间信息流动。“长城”一词系形象地描述，把公司的这种政策比喻为在不同部门之间树起了一道道屏障，防止对内幕信息的非法利用，从而避免公司的利益冲突及知情交易的发生。 　　“长城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68年Merrill Lynch 公司在担任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Gouglas Aircraft)股票上市的主承销商时，了解到该公司的赢利将出现意外的下降。美林公司将这一内幕信息透露给其特定的客户，这些客户在该信息公开披露之前将所持道格拉斯公司的股票出售。SEC对美林公司的行为进行了调查。 道格拉斯公司最终被迫与SEC达成和解。 美林公司同意接受行政处罚(包括美林公司纽约机构销售营业处停业21天，有关当事人停业60天等)，同时美林公司承诺建立一系列机制，防止将其承销、发行部所获得的内幕信息泄露给销售人员。在美林公司发表的“政策声明”中，美林公司保证：“本公司承销部(Underwriting Division )在考虑和谈判某一公司公开或和私下发行证券过程中获得的重大信息，且该信息尚未由该公司公开披露给投资公众时，不应将此重大信息披露给该部门以外的任何人……。每位部门或营业部经理均有义务定期与其管辖的职员阅读本政策声明。”美林公司这一政策日后被称为“中国长城”。此后，美国一系列案件中SEC 更加明确地支持了这种信息隔离制度。 　　在Slade V.Shearson，Hammill Co.案中，Shearson公司的股票推销员向客户推销Y公司的股票。 Slade根据其建议购买了Y公司股票，而后发现Y公司一直是Shearson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的客户。 Slade 后因Y 公司股票价格下跌而遭受了损失。 Slade对Shearson公司提出了起诉，主张：(1)Shearson公司在其推销员推销股票时，知晓有关Y公司的内幕信息;(2)由于其明知Y 公司的不利信息而继续推销股票，因而构成了对其客户被信任者义务的违反。Shearson公司抗辩说，其内部已设置了“长城”机制，因此公司及其推销员并没有利用有关Y公司的内幕信息。初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必须牢记……Shearson自愿地与Y 公司建立了被信任者关系，并因此而获得了内幕消息;Shearson同样自愿地与其客户建立了被信任者关系。不应认可其对前者的义务而否认对后者的义务。一旦承担了被信任者义务，Shearson就应履行这种义务而无论其遭受何种商业上的损失。”在上诉时，SEC以“友好协助人”(Amicus Curiae)的身份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名投资银行人员或证卷经纪人获知了有关其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的客户的不利内幕信息，是否就不得向该客户推荐购买该种股票?”SEC的意见是， “长城”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管制机制，可以阻止从事综合金融业务的公司中投资银行部与经纪部(证券部)之间的内幕信息的流动，因此，只要建立了“长城”机制，则他仍然可以向客户推荐购买该种股票。法院对这一问题没有做出评论。但在以后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