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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鲁迅与左联 (鲁迅)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是一场发生在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挑起者主要有创造社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以及太阳社的钱杏邨、蒋光慈等人。他们认为五四的时代已经过去,五四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文学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随着五卅后革命形势的高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只能是革命文学,而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都必须打倒。鲁迅作为五四文学的代表,被他们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作家。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围攻,鲁迅选择了反击。他指出革命文学不是喊两句口号就可以建立的,关键是要先有“革命人”,如果作者是革命人,那么不管他写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材料,写出来的就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还批驳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文学的一些错误理解,强调革命文学不能光挂招牌,必须先追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 对于鲁迅来说,革命文学论争的意义在于迫使他阅读和翻译了一些马列理论著作,对革命文学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使他的思想明显左转了,而且开始尝试使用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结束后,中共开始筹划建立左联,并由冯雪峰出面邀请鲁迅参加。鲁迅答应参加,并列名为左联的12名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了言,这就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联?1930年代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鲁迅是被降服了,有着政治集团背景的左翼作家先是猛烈攻击他,使他“不能不有怯于中”,等到共产党改变策略,来拥护他的时候,他就无条件地屈服了。鲁迅这样做无非是要维持他在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他之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无法是想利用共产国际的雄厚背景,高踞那把“金交椅”做文坛霸主,因为他虽什么都看穿,“名”“利”二关却仍然打不破。他要做文坛领袖,以便耳畔整日洋溢歌功德之辞……做了左翼巨头,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将成为他的猎物,供他发纵指使。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将作为他的喽啰,到处去抢码头,占地盘。鲁迅平生所引为最开心的便是这些把戏,他当然愿意去替共产党做工具了。(苏雪林:《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卅周年纪念》) 鲁迅加入左联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思想的转变。在经历了大革命后,鲁迅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思想必须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这种思想变化促使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想法,让思想、文学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 其次,他对左联的根本目标,即为劳苦大众而斗争,是认同的,认为这么一个文学团体对于中国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会是有好处的,所以他能够不计前嫌,和那些曾经和自己打过笔仗的左翼作家联合起来。 鲁迅很清楚,加入左联,不会有当什么领袖的风光,反倒是有被践踏之虞。 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致章廷谦》 1933年,鲁迅遭到了以周扬为首的一帮左联成员的攻击。事情起因于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的论争。鲁迅给周扬写了一封公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反对以辱骂的方式去进行思想战斗。在此信发表后三个月,《现代月刊》上发表了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4人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指责鲁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怀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是好像见鬼,怕了。(《致萧军》) 之后,又先后发生了左联成员廖沫沙和田汉化名写文章攻击鲁迅的事件。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答〈戏〉周刊编者信》)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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