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葬俗看新石器时代甑皮岩人与岭南其他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关系.docVIP

漆招进作品集·史前篇 从葬俗看新石器时代“甑皮岩人”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 PAGE 204 PAGE 203 “甑皮岩人”葬俗及其与岭南 其他人类的关系? ? 发表于《百越文化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第375-393页。 一、“甑皮岩人”的葬俗 “甑皮岩人”是考古学家对埋葬在桂林南郊甑皮岩洞穴内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称呼。他们生前就居住在甑皮岩洞穴内[1] [2]。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和年代测定结果[3]，“甑皮岩人”大约从距今12000年前开始入居，到距今7000年前最终离去，在甑皮岩内断断续续居住了五千年之久，留下了至少32层文化堆积和大量遗迹遗物。考古学家根据不同地层遗迹遗物的变化划分出五期文化遗存，从而基本上理清了“甑皮岩人”的文化发展历程。总体上看，甑皮岩人的五期文化遗存虽然有所间断但仍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其中第一期与第二期、第四期与第五期间隔时间较长，变化比较明显，而第二、三、四期间隔时间较短，变化不很明显。 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碳十四年代在距今12500到11400年间。地层中出土大量动植物遗存，说明此期的经济形态仍是采集和渔猎经济。此期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及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穿孔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部分石器和石片可以拼合，表明当时石器的制作加工是在洞内进行的。石器大多数直接用砾石加工，少部分用砾石石片加工，加工技术比较单一，大部分为单面单向直接打击成形，只有个别采用双面打击加工，器类包括石锤、砍砸器、盘状器、切割器、尖状器、棒形石凿等，以石锤和砍砸器为主。穿孔石器仅发现1件残品，系以对钻法穿孔。骨器和蚌器数量较多，骨器多数磨制，蚌器多数穿孔。陶器仅发现1件敞口斜弧腹圜底釜，手捏成型，器壁极厚，断面可见粗大的石英颗粒，器表有滚压后抹平的粗绳纹痕迹。据测试，该陶器烧造温度未超过摄氏250度，还不是可以实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陶器。研究者认为该陶器表现出一系列初级陶器工艺的特征，应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原始的陶容器。 第二、三、四期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大体相同，碳十四年代都处在距今11000到10300年之间，而且相互重叠。三期地层中都出土大量动植物遗存，说明经济形态都是采集和渔猎经济。三期的工具组合变化不大，主要是打制石器、穿孔砾石器、磨制骨器、穿孔蚌器。变化主要反映在陶器上。第二期，陶器数量比第一期明显增加，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出现了泥片贴筑的成型技术，器形变高，器壁变薄。器类大多为形体较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圜底罐，另有部分饰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陶器。陶胎以粗夹方解石灰褐或褐陶为主，部分夹石英，另有部分红褐陶。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复滚压而成的绳纹，其中以印痕较深、较细密的中绳纹最具特点，少量在绳纹上加饰刻划纹；口沿多施绳纹，另有部分刻划纹，沿下还有少量附加堆纹。烧制火候已经达到或超过最低烧成温度，因此陶器均能实用。第三期，陶器普遍采用泥片贴筑法成型，出现装饰箭头纹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器物。第四期，陶器器型明显增多，除传统的敞口罐外新出现高领罐、敛口罐和敛口釜等，器物底部也变薄变缓。部分大型陶器采用了分体制作工艺，如高领罐的领部与腹部就是分别制作然后拼接而成。 第五期文化遗存的碳十四年代在距今8800到7600年之间。此期的文化面貌与第四期相比有较大变化。打制砾石石器减少，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作精致，大部分通体磨光，器类有斧、锛、矛等。穿孔石器向小型化变化。骨蚌器数量亦明显减少，骨器以骨锥、骨针为主，蚌器只见蚌匙。陶器数量较多，器形、陶色、纹饰种类比前几期都有大量的增加。器类包括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直口或敛口盘口釜、盆、钵、支脚、圈足盘和豆等。 以夹细方解石颗粒的红褐陶为主，少部分夹石英，方解石和石英颗粒一般比较匀称，应经过仔细遴选；新出现泥质陶，但陶土均未经淘洗，质地不纯，不细腻，此外还有部分灰、灰黄、橙黄、红、灰褐、白陶等。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分体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器形规整，胎壁较薄，在近口沿部分常可见到慢轮修整留下的匀称抹痕，表明陶轮已经发明。烧制火候较高，陶质较硬。纹饰种类丰富、样式复杂，主要有细绳纹、扁草纹以及种类繁多、组合复杂的刻划纹、戳印纹、捺压纹等，而以细绳纹和刻划纹为主。另有少部分素面陶，少部分器表施陶衣，并经磨光。另外，在此期陶片上出现干栏房屋图案，表明人类可能已经建造房屋，洞穴不再是唯一的居所[4]。 “甑皮岩人”骨架共发现26具（1965年文物普查发现5具，1973年第一次发掘发现18具，2001年第二次发掘发现3具，并重新清理1973年发现的人骨1具）。 1965年和1973年试掘时没有发现墓坑痕迹，地层被笼统地划为一个文化层。从试掘报告的描述来看，人骨姿势绝大多数为屈肢蹲葬，也就是蹲踞葬，其次为侧身屈肢葬，少数为二次葬。有母子合葬现象，但没有发现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