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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1001摘要-151221 徒然草 [日]吉田兼好 明白自己能力的限度，做不到的就放弃，是聪明的表现。别人不许你放弃，是别人的错；不自量力而勉强行事，则是自己的错。 世上的事，最令人回味的，是始和终这两端。男女恋爱，也是如此。恋爱之真味，不只在于日日相会长厢厮守。有时要因暂难相会而忧虑重重，有时要悲叹缘分之变幻莫测，有时独自辗转到天明，有时遥寄相思于远地，有时则远避他乡而追怀往日。凡此种种，都体验过了，才敢说明白了恋爱的真谛。 为人处世，要想没有过失，最好的办法是以诚相见。与人交往时，最好恭敬少言。众人都讨厌的，是那种脸上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得意样，说话旁若无人的人。 言论 美国教育家斯金纳说：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 “不为”里的坚韧_ 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在80年的演艺生涯中，每次演唱完后，为保护嗓子，都要喝上一碗面汤，这是当年她唱戏把嗓子唱哑后一位老中医告诉她的保养方子。这个习惯马金凤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为了保护嗓子，她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80年没有喝过一滴酒，以至于有一年在马老的祝寿宴上，马金凤老师笑着说：”我很想知道葡萄酒是什么味，可是我还是不能喝。”在85岁高龄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唱《穆桂英挂帅》时，字正腔圆，声音清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80多岁老人所唱的。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杰出人物的荣光，我们也明白他们的成就是付出巨大努力才收获到的，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不为”。正是因为有这种常人难以做到的”不为”，他们的成功才有了难以比肩的高度和耐人寻味的深刻。 好人和骗子的博弈 方舟子 1950年，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作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把他们分开审讯，并分别向他们开了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疑犯彼此“合作”），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并牵连对方（疑犯彼此“背叛”），两人都将各判处10年监禁。如果有一人招供并牵连对方，而对方不招供，此人将被免于起诉，而对方将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 阿尔想：“如果鲍勃招了而我不招，那么我将被判20年,我招了则被判10年。如果鲍勃不招，我也不招，那么我将被判1年，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将被免于起诉。所以不管鲍勃招不招，我招供都是最好的选择。”鲍勃也这么想。最终两人因为都“理性”地选择招供而被判了10年。但是如果他们都“非理性”地选择不招，则只会被判1年。 理性的选择却不能带来最佳的结果，这个“囚徒困境”后来成了博弈论最著名的问题。博弈论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也是关于合作与背叛（或欺骗）的关系，但是条件有些不同。有两个人驾车回家，遇到暴风雪，被雪堆分别堵在了街道的两头。司机要么出来铲雪清除路障，要么待在车中。如果两个司机分别从两头铲雪（“合作”），就能都开回家并分担劳动付出。如果只有一个司机铲雪，另一个司机待在车中等对方铲完雪，他也能回家，而且还避免了劳动付出（“欺骗”）。当然，如果两人都待在车中，没人铲雪，那就谁也回不了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择呢？最佳的策略是作出与对方相反的选择：如果对方当“好人”铲雪，我就当“骗子”坐等其成；如果对方不铲雪，我就当“好人”自己来铲雪，这样虽然被人占了便宜，总比坐以待毙的好。 博弈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出现，本来是为了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它开始被用来解决自达尔文以来就困扰着生物学家的一个生物进化难题：本质上是自私的生物个体为什么会进化出合作行为？它是自然选择作用下不加思索的本能行为，因此就连毫无思考能力的单细胞生物，也会面临着合作还是欺诈的两难，比如酵母菌。 酵母菌通常利用单糖（葡萄糖和果糖）作为营养。如果环境中没有这些单糖，酵母菌也能利用其他糖，例如蔗糖（比单糖复杂的二糖）。但是酵母菌要先把蔗糖消化成单糖，为此需要分泌转化酶来催化这个消化过程。这个消化过程发生在细胞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细胞膜和细胞壁之间），产生的单糖扩散开去，其他酵母菌也能利用。有的酵母菌的基因发生突变，生产转化酶的基因失去了作用，自己不能分泌转化酶，但是它们能窃取其他酵母菌制造的单糖，又可以节省进行消化的成本。它们成了“骗子”，而那些耗费能量把蔗糖变成单糖的酵母菌成了“好人”（合作者）。 对群体来说，大家当好人彼此合作，全都生产单糖并分享，这样最有优势。但是对个体来说，当骗子最有优势。休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结果表明，一个酵母菌群体中好人的密度越大，当骗子的优势就越明显。他们认为这像是“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群体中，好人和骗子分享全部的资源，而好人要承担生产成本，因此好人总是竞争不过骗子，一旦出现骗子，它们的后代数量会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