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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法律信仰的生成 ——从礼俗信仰到法律信仰 【摘要】在我国，法律信仰的缺失一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与之相对的是,在我国民间一直维系的一种礼俗信仰。面对这样的现实，本文在对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和礼俗信仰的遗存及其自律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寄望于在现今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寻觅一条通向法律信仰的道路。 [Abstract]In our country, the legal belief flaw is not a deniable fact continuously , but with it relative ,one kind of decorum and customs belief maintains continuously in our country folk. Facing such reality,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to the reason of the legal belief flaw and to the remaining and the automatic rhythmicity of decorum and customs belief , hopes that in the huge vicissitude of nowadays society, we can searches one path to the legal belief. 【关键词】法律 信仰 礼俗 [Key word] Legal belief decorum and customs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自从伯尔曼的名著被翻译引进后，这句话在国内学界俨然流行起来，其译者梁治平先生甚至断言，此书“可能是在过去十年的法律译著中读者最众和引用最多的一种。”一时间关于法律信仰的文章虽称不上汗牛充栋，但也蔚为可观。但遗憾的是，法律信仰的缺失，在我国却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信仰生成的道路上，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法律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神圣的地位，在今天的中国，法律信仰的缺失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所谓知其然方能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 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对法的拒斥和人们的厌讼心理。 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土中国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村头到村末，从老到小，谁不认识谁。今天到王大妈那里借把葱，明天到张大爷那里拿块姜……在这里，只要有一个人在家，家里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谁路过了都可以进屋喝杯茶，聊聊家长里短、蜚短流长什么的。既然大家都是熟人，有什么事，互相打个招呼也就是了，不然就是见外了。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人们只要在他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关联就行了，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是礼，这是一种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这种礼是个别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上大夫”，它要求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这与法是截然相反的，法律讲的是普遍性、一般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必定以陌生性为基础，它调整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乡土社会中，对法的拒斥似乎是一种必然。 在这样的礼治社会里，维持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听讼、折狱。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它追求的是一种“法立而无犯，刑设而无用”理想境界。因此打官司也成了一件羞耻的事，那是教化不够的表现，“子不教，父之过”，它首先苛责的是负有教化责任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怕打官司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中国现今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化中，但这种诉讼观念却仍顽固的存留在民间，在他们的心中，会去打官司的往往是些败类，好人是不用去打官司的；他们甚至不理解为什么大义灭亲这样的壮举反而有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法律信仰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2、古代法的重刑传统和严刑峻法导致人们的惧法心理。 “出于礼则入于刑。”《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刑，从夏代开始就是我国古代立法的中心。最初的立法都是直接的以刑为名，禹刑、汤刑、九刑、周穆王的吕刑、春秋郑国子产的铸刑书和邓析的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可以说都是重刑的赤裸裸的表现。秦国依靠商鞅变法富国强兵而统一全国后，在原有的法制基础上制定了秦律。秦律是建立在商鞅：“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它脱胎于李悝的《法经》。我们知道，《法经》共六篇，即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它活脱脱就是刑法的一个缩影，虽无“刑”之名，却有“刑”之实。鉴于《法经》和秦律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的地位，说它